07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5)

技术随机变化的形式出现——代替早期模型中的刺激机制（也就是末预期到的货币）。但早期新古典模型的传播机制被保留下来并得到了发展。托宾（1980年b）在批评卢卡斯的货币失察解释时指出：“在自然禀赋、技术和偏好的波动的推动下，完全信息模型的真实均衡可能发生变动”，同时如果此种波动是持久性的随机过程，那么所得到的观察结果“就可能像是经济周期”。在这些观点发表两年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着手研究他们的非货币的均衡模型，它与随后朗和普洛瑟（1983年）发表的论文一起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在详细研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之前，先分析新古典模型Ⅰ的两个主要先驱者罗伯特?卢卡斯和罗伯特?巴罗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看法。依据罗伯特?卢卡斯的观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宏观经济模型“引入了新的领域”（卢卡斯，1987年）。然而他确实认为该模型只关注与货币因素相对的真实因素“是错误的”，他认为“杂交”的模型会是一条富有成果的出路。不过卢卡斯热情赞扬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采用的方法论，这些学者遵循了他以前的建议，即要最好地理解经济周期，就得“建立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卢卡斯，1977年）。这些人为的经济系统可以作为实验室，“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试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试验”（卢卡斯，1980年）。这正是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学者制定的研究计划。就卢卡斯自己的工作而言，他已将兴趣转到为货币理论（新货币经济学）和经济增长分析建立更好的微观基础上。在保罗?罗默的研究成果之后（参见保罗?罗默，1986年；卢卡斯，1988年，1993年），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再度受到关注。现在卢卡斯似乎把经济周期看作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依据他的观点，如果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设计更复杂的稳定政策以消除经济周期风险的残差量，而是提高生活标准，那么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更为重要（参见卢卡斯，1987年，第30—31页）。

罗伯特?巴罗（1989年a，1989年c）在80年代末认为，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解释货币非中性的强调是弄错了重点，因为“新古典方法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在80年代中期，巴罗认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的成果是“大有前途的”，代表着“真正的进步”（巴罗，1984年）。更进一步，他自己的成果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Ⅰ和模型Ⅱ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参见巴罗，1981年）。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因为早期模型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就否认新古典学者在70年代取得的成就。根据巴罗的观点，这些成就导致了“理论和经验分析的更好的方法”（巴罗，1984年）。巴罗指出了新古典学者在70年代取得的三个主要的成就（1989年a），

（1） 均衡模型法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2） 理性预期假说的采纳和发展； （3） 博弈论在制定和评价政策上的应用。

前两个贡献实现了在选择性微观基础上建立宏观模型的目标，同时提供了一个能顽强抵挡卢卡斯（1976年）批评的分析框架。与动态博弈有关的第三个方面的成就道出了承诺、信用和声誉在政策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澄清了规则和相机选择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方面的远见卓识已经在广阔的领域里得到了应用而并非只局限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尽管巴罗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表现了热情，但和卢卡斯一样，他最近的研究工作转到了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上面（参见巴罗，1991年）。

3．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历史透视（产生发展过程）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是，技术进步率有着大的随机波动。对生产函数的这些供给

11

冲击造成了总产量和就业的波动，这是理性个体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决策回应相对价格的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些发展主要是针对早期的货币失察模型的退位以及卢卡斯对建立“人为模型”的呼吁所做出的反应，它同时也表明对总供求模型中供给方的重新关注。

真实而非货币力量推动着经济周期这一思想肯定不是一个新的思想。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的研究论文唤起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在凯恩斯《通论》发表之前的文献中就有许多突出的分析（有关两次大战之间经济周期文献的优秀评述，参见哈伯勒，1963年）。一些经济学家，例如拉尔夫?霍特里，坚持经济周期的极端货币解释，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丹尼斯?罗伯逊，强调真实力量是周期波动背后的原动力（多伊彻，1990年；古德哈特和普雷斯利，1991年）。虽然罗伯逊并不像现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那样在分析经济周期时排除了货币力量，但按照古德哈特和普雷斯利的看法，罗伯逊对技术变迁的强调和均衡理论家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技术变迁同样在约瑟夫?熊彼特的短期不稳定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动态分析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新技术的引进影响了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并产生了短期非均衡效应，和现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一样，熊彼特认为周期和增长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参见熊彼特，1939年）。

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后，建立了强调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的模型（萨缪尔森，1939年，希克斯，1950年）。这些模型同样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把波动看作是真实总需求（主要是不稳定的投资支出）推动的，它们不重视货币因素，同时认为供给方向的现象提供了形成经济周期转折点的约束条件（参见莱德勒，1992年a）。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长处，乘数—加速数模型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不再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影响，它将宏观经济分析的中心从经济周期现象转到了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方法和政策上面。一些经济学家自信经济周期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甚至到了1969年，一些经济学家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周期过时了吗？（布朗芬布伦纳，1969年）。我们已经看到，在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周期带着复仇心理又杀回来了，同时也看到了对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极度不满如何导致了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的反革命。均衡经济学家在80年代期间对经济周期研究的新发展被证明是对所有以前那些把总需求的波动作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的模型的一个挑战。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不仅是新古典综合的“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竞争者，同时它也代表着对所有货币主义和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除了上述影响之外，另外两个方面的重要发展也推动了从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向真实经济理论的转变。首先，与70年代期间两次石油价格上涨有关的供给冲击使得宏观经济学家更加意识到供给因素在解释宏观经济不稳定中的重要性。这些事件，再加上需求取向的凯恩斯主义模型明显不能充分解释与加速的通货膨胀相伴而来的失业的上升，迫使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投入相当多的研究力量，来建立供给方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其次，纳尔逊和普洛瑟的研究成果（1972年）指出，在解释总产量随时间的变化轨迹时，真实冲击可能远比货币冲击重要。因为有证据支持如下主张：产量的变动轨迹用随机游走一词来描述是最恰当的。

4．周期与随机游走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经济周期研究的重新关注，经济学家更专注于经济时间序列的统计特性。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将趋势从周期中分离出来。传统的方法是设想经济沿着由索洛的新古典模型（索洛，1956年）描述的反映潜在趋势的增长率的轨迹 …… 此处隐藏：224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