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15)

化做出反应。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似乎证实了卢卡斯的看法。

然而，对卢卡斯批评的一些直接检验并没有对政策变化将导致行为方程的系数改变这一主张提供有力的支持。布兰查德（1984年）指出在沃尔克反通货膨胀期间“没有菲利普斯曲线有大的移动的证据”。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政策实施时的1979年10月以前，沃尔克反通货膨胀的牺性率要比预期的低（参见曼丘， 1994年）。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偏好以及技术随着经济政策规则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新古典“均衡”模型的结构参数面对政策的变化也可能不会不变。实际上，卢卡斯批评的意义取决于，在所考虑的特定的政策变化发生时，模型参数的稳定性。

“计量经济政策评价：一种批判”（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 in ，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North-Holland，1976年）。在这篇论文中，他批判了凯恩斯主义企图把市场经济当作一架机器来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现代博弈论角度看，卢卡斯的观点以及他在其他文章里的思想，可以分做两个部分来解释：

首先，任何政策都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双方力图猜中对方的最优策略。因此如果政府把私人部门当成被动的“机器”来控制，其政策的基本假设已经错误了。当把政策制定过程视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时，政府的每一个策略（例如货币政策的改变，利率调整，实行最低工资率，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等等），如果已经被私人部门准确地预见到，私人部门就会做出理性的反应，则政策的“货币效应”将消失，顶多，政策所包含的实质性变化，即“物质性”的行动，将会产生如同一个私人部门的“物质性”行动一样的经济效应。因此，政府的货币政策将是“中性”的，不会产生任何物质力量。而政府的财政开支将与私人部门竞争资源，产生所谓“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即每一元政府开支都从市场里挤出去一元钱的私人开支。结果政府开支仅仅是替私人花钱而已。纳税人知道，让别人替自己花自己的钱，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钱来的节约。所以政府的任何政策，不论是货币的还是实物的，都不会产生有益于社会的效果。这个论证，如果经验数据证实，当然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重大打击，所以称为“卢卡斯批判”。

其次，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战后确实出现了持续繁荣，是否与凯恩斯政策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理论上如何解释。于是卢卡斯批判需要引进很强的“不确定性”以便产生所谓政府政策的“惊讶”（quos）效应。卢卡斯觉得，凯恩斯政策如果短期内有效，那就是因为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噪音使私人听不清信号。当大多数私人因为听不清信号而放弃行动或者错误行动时，政府相当于在与一个完全被动的机器博弈，所以很容易实行“最优控制”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当人们反复听取信号，终于搞清楚了政府意图时，博弈就又回到主动的理性人之间的博弈了，也就是上述第一部分解释的情况。战后繁荣的代价就是，政府为了不断造成“惊讶”效应，必须不断使自己的政策强度升级。于是我们观察到各国财政赤字以加速度上升，终于难以为继。这是凯恩斯式经济政策的代价。

阿尔佛莱德·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分析奠基时考虑到解释现实世界可以有两个基本的思路。其一是进化论的，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我们不需要假设“理性人”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其二是“工具理性”的，靠了“理性人”假设，我们可以逻辑地说明现存社会现象的理由。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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