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4月人民时评(22)

如果管理部门以发展经济那样的急切，去关注劳动者的生存与工作环境；以招商引资那样的热情，去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处罚伤害农民工权益的无良企业和老板，并将之提升到维护和谐稳定的高度??熊春根们要么幸免于断指之痛，要么断指还有接续的可能。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曾让我们认识了工业时代流水线对人的异化。如今在一些地方，如何走出漠视工人生命健康的“摩登”怪圈，不是银幕上的故事，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一直强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是最大的“以人为本”，农民工的现实待遇和权利保障如何，应该成为治理者议事日程的重要内容。

穿上马甲，也是“强拆”

我们需要的社会管理创新，不是东台这种穿上“马甲”、钻法规空子、损害群众利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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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台金北村村民最近有点烦。两个宣讲拆迁政策的高音喇叭，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据央视报道，为了在一个月内完成拆迁任务，东台市中心城区拆迁指挥部在金北村架起两个喇叭，天天向村民“宣讲政策”，晚上播到零时，周末24小时播，持续已有半个来月，居民生活、学生学习受到严重影响。而据记者调查，这一拆迁项目属于“先拆再补审批手续”的违规工程。

一边是发展诉求，一边是群众利益诉求，拆迁之难，可以理解。近年来一些强拆事件引来广泛关注，出了问题往往会被“一票否决”，更增加了拆迁者背负的巨大压力。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成为少数地方挖空心思打擦边球，试图突破法律规范、政策限制的理由。像东台金北村拆迁工程这样，打着“宣讲政策”的名义对村民进行噪音滋扰，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软性强拆”。

近年来，对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行为的管理和规范，一直在不断完善，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011年初《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发布实施，最高法最近又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被拆迁者的利益，也有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然而不管多么完备的政策法规，也难以囊括实际运行中的一切情况，难以穷尽对有违群众利益行为的禁止。于是，面对日益规范的法律法规，少数地方开始琢磨种种“创新手段”，千方百计逼被拆迁方就范。 类似“软性强拆”，此前已有先例。有的地方，工商部门查执照、计生部门查超生、强制被拆迁方的公职人员亲属进行规劝??凡是有利于拆迁的“积极因素”，都被调动起来为拆迁服务。这些新型拆迁方式虽然比之强拆“文明”了些许，但从本质上讲仍然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强制性行为。

拆迁涉及利益的调整，涉及市场的运作，涉及公众的参与，尤其需要以社会管理创新来化解矛盾。近年来，山东德州、湖南江华等一些地方“阳光拆迁”的探索，让人们看到拆迁中的另一种实践样本。我们需要的创新，正是这种平衡各方利益、做好互动沟通的努力。而那些穿上“马甲”、钻法规空子、损害群众利益的“创新”，应该坚决杜绝。

发展之路上，土地的征收、房屋的拆迁，肯定还会在不同地方进行。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之下，如何兼顾公共利益和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与被拆迁者实现良好的互动和沟通？对于相关部门，这不仅是执政智慧的考题，更是对执政宗旨的检验。

干部选任，离不开公众的参与

公众的“嘘声”，是对干部选任的“监督之哨”

近期，几则消息引来社会热议。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任用90后副局长，曝光后发现确系违规；山西长治提拔80后副处级干部，则因及时澄清质疑，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可。 群众的质疑、舆论的热议，有可能说中要害，也有可能怀疑错了、让当事人受到一时的委屈，这些都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关键还在于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选任中，能否把守规矩、讲程序作为第一标准。山西的80后干部之所以能够洗去嫌疑，则在于组织部门守住了线、把住了关，又能及时以事实为依据予以澄清。

实际上，近年来“被围观”的年轻干部，远不止这几位。不管是否合格合规，他们都曾招来众多质疑。这样的习惯性质疑，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每有年轻干部出现时，总会引来负面猜想。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和深思。

“不拘一格选人才”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看到提拔年轻干部就不分青红皂白，“未审先判”，一棍子打死，肯定不是可取的态度。但也要看到，这种思维定势有其现实的土壤——的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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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地方误读中央精神，片面追求年轻化，破格提拔缺乏民意与程序基础的“低龄干部”，使得年龄造假屡屡出现。

从这样的角度看，公众的“嘘声”，其实是对年轻干部选任中各种问题的“监督之哨”。选人用人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有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权利。通过正常渠道提出问题、要求解答，是对年轻干部选任的正当态度，与干部选任测评、公示的初衷是一致的。 要让哨声不再响起，靠夺走哨子肯定不行。今年初，甘肃武威22岁的年轻干部焦三牛面对巨大质疑时，当地组织部门以完备的公选程序和优异的考试成绩，打消公众种种猜测，更让人看到这位清华毕业生的朴素情怀。这充分说明，及时回应嘘声背后的质疑，有效做好沟通交流工作，是对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尊重，也是对应该提拔任用的年轻干部的关心和保护。

干部的选任，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选人用人工作的基础。只要严把年轻干部选拔关、正确对待公众的质询、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选人用人工作就一定能够更加健康有序。

公共景区不是“公司资源”

把景区承包出去后，地方政府更应当好公共资源看门人

今年是景区票价调整的“解禁期”，至今有20多个知名景区门票已经或即将涨价，涨幅从20%到60%不等。消费者颇有怨言，景区却底气十足：有行政许可，是市场行为，涨价无可厚非。

如果涨价源于成本提高所迫、源于改善服务所需，只要摊开账本解释清楚，公众自然可以理解。但近期，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却显示，掌控部分旅游景区经营权的上市公司，坐拥超过70％的主营业务毛利率，甚至连寺院都承包给了旅游公司经营。

相应的，却是旅游服务的滞后。一些景区配套建设落后，不仅坐椅、厕所等设施陈旧稀少，一些景点内餐饮、住宿更是搭车涨价，屡屡遭致投诉。以北京一家公司为例，2011年其旅游服务收入超1.6亿元，而旅游服务成本支出却不足0.7亿元。在某种程度上，部分旅游资源已成为一些公司的赚钱工具。

大部分景区资源，都属于公共资源。不管是文化遗存，还是自然风物，景区携载着一个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基因，本身就具有全民性和公益性，理应为人们所共赏、共享、共保。 把景区承包给企业经营，进行市场化运作，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有一定合理性。但问题是，企业有逐利本性，一旦掌握了景区这样的优质资源，难免想要更多、更快地获取高额利润，而不顾其公益性和公共性。现实中，少数旅游公司或是跑马圈地粗放式发展，或是巧立名目乱收费损害消费者利益。门票涨价，也正因此而屡屡招来质疑。

一些地方政府的想法也可以理解：让本地景区发挥更大效益，既是政绩需要，也是真金白银。但是，把景区承包出去，并不是把公共资源拱手让人。如果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景区建设和保护的主动权，就容易被企业牵着鼻子走，造成毁灭性开发。如果放任公司的逐利行为，任由古迹和环境被破坏，损失的将不仅是景区形象，更是 …… 此处隐藏：302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