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4月人民时评(20)

老百姓是最大的智囊团，民情民意是最重要的决策参考。政府决策固然需要勇气与魄力，但最基本的还是先接好地气

人们印象中，政府参事多是专家学者等社会名流。日前，武汉市宣布，将从普通市民中选聘3位政府参事，不限身份、学历和职业，其意见和建议可以直通市长。这一举

措在全国尚不多见。 来自普通市民的“布衣参事”对政府意味着什么？在武汉市长眼里，此举有利于集思广益、提高政府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决策水平。当地政府参事室更是期望，“布衣参事”能以超脱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和“直通车”的优势，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布衣参事”是个新事物，但试图破解的还是老问题：政府决策如何创造条件让公众有序参与？如何准确对接民情民意，实现科学化民主化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直通市长”的“布衣参事”，与在人民大会堂里参政议政的两会代表、委员一样，发出的都是群众的声音，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布衣参事”的一个特点就是草根化，他们本身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甚至与弱势群体生活在一起，能够零距离了解民情民意。他们是民生的“温度计”，也是群众身边的“意见箱”。百姓生活到底有哪些现实困难，市政工程如何规划才能皆大欢喜，城市管理还存在哪些短板，通过“布衣参事”等民间触角摸清这些问题，相关决策才会更有准头，减少失误和偏差。

当今社会越来越专业化，决策者的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元。不管是调查研究、专家咨询，还是通过听证会、媒体发布等公开征求群众意见，以公开透明赢得决策的科学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智囊团，民情民意才是最重要的决策参考。政府决策固然需要勇气与魄力，但最基本的还是先接好地气。

由人们对政府延揽“布衣参事”改进决策的期待，不禁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一些地方，市民质疑“退坪种树”，港口改名被迫叫停，如果从决策方面反思，恐怕也在于事先没有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公众意见，造成决策不仅脱离现实，而且缺乏社会基础，最终在执行实施上打了折扣。

武汉这次选聘的“布衣参事”只有3名，相对于已有的30多名“名流型”参事，人数固然有限，但传递的积极信号令人欣喜：政府决策越来越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越来越自觉主动地接地气。决策之道千万条，以人为本第一要。只有多接地气，工作才有底气，决策才有人气。

当然，如何让“布衣参事”能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靠什么管住补习班？

又到了会考、升学的冲刺阶段，各地的补习班又开始频频冒头，价格更是屡屡冲高。近日媒体报道，有的学生一学期补课费超过10万元，有的班一学年单科补课费多达67万元。

44

一方面是不断攀升的补课费用，一方面是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的“禁补令”，但不管是经济压力还是行政命令，都挡不住众多家长、学生奔向补习班的急切脚步。补习课堂的“魅力”何来，又是什么力量让“补课市场”如此兴旺？

越贵越补，越禁越补，这样看起来很不理性的集体选择背后，却存在着非常“理性”的个体选择。在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尤其是考分成为决定性指标的背景下，单考课堂内的那些基本内容，区分度有限，而要体现区分度，就要加考一些更偏更难的内容，学生为了提高分数，补习班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正如一位教育专家所坦言：在考分决定一切的现实下，即使教师不想补，家长也要追着补。

扭曲的分数逻辑误导下，人们对补习班趋之若鹜，一些培训机构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不惜以“漏题”等方式体现补习“效果”，取得家长和学生对补习班的信任，使得本应作为附加教育手段的补习班，变成了家长拼学费、孩子拼课外时间、老师拼失德的“三拼班”。 不可否认，补习班有其存在的市场需求。补习班可以有，关键是规范发展。现在不少补习班鱼龙混杂，游离在教育、物价、工商等系统之外难以监管，一些在职教师“走穴”进行有偿补课，某些培训机构借补课高额收费，种种乱象助长了教育的商业化、畸形化发展，迫切需要进行治理。

当然，补习班红火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也不能忽视。“别人的孩子都在学，我的孩子也不能落后”的从众心理，往往刺激了补习市场的需求，也对补习价格的高涨推波助澜。如何帮助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认识“教育即生长，生长就是目的”的教育之道，摆脱分数逻辑的影响，显然需要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各方面努力。

更深一步看，如果考试分数作为“通行证”的单一性不改变，如果优质教育资源“粥少僧多”、分布不均的现状没有缓解，如果“素质教育讲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干得扎扎实实”的反差没有消除，补习班就有生长的土壤，违规操作也难以根绝。治本之策，还在加大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并促进分配公平，改革创新教育体制以走出应试教育的围城。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大学校长在一所世界名校门口遇见一位女孩，她正准备迈入大学生活。而在此前的一年里，她必须拿出一份足以说服学校的社会调研，她的母亲则利用周末时间在一旁忙着发放问卷。

听完这个故事不禁想到，假如我们的教育评价，也能将社会实践、综合素质与考试分数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结果又会怎样？如果从教育部门到家长都把精力放在孩子的全面成长上，补习班还会有“疯狂”的砝码吗？

从普通人的幸福瞬间读懂中国

“老人走了，却把幸福留下了。”日前，感动过众多网友的“幸福环卫工”张景和因病去世。人们难以忘记，那年夏天，一位身穿环卫工人橘黄色背心的老人，坐在马路边绿化带水泥台上，用手捧着孙女的脸蛋，两人满脸笑意地鼻吻。如今斯人已逝，但它所引发的幸福思考，仍然没有画上句号。

回顾这些年感动过我们的“小人物”，从白方礼老人蹬三轮车捐资助学的背影，到只会写5个字的“三嫂院士”登上讲台接受荣誉，再到“微笑哥”绽放烟花一样的笑容，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为什么普通人的幸福瞬间总会如此有力地拨动人们的心弦，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

关于幸福，我们的社会存在无数定义。毋庸讳言，仰望偶像、憧憬成功、追求财富，这样的念头激励着从出租房里蜗居的北漂到金融街上疾行的白领，也激发出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这似乎是变动时代难以撼动的幸福主题。

然而，当物质潮流席卷而来，当市场规则无孔不入，当利益考量精打细算，有的教授以“40岁没4000万别来见我”励志门生，有的女生对追求者直言“宁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