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再定义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

语言符号的再定义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

语言符号的再定义

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静止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上帝般的自我运作能力，它分别在声音和思想连续体上进行切割，产生一定数量的能指和所指的相互对应，这就是结构主义所说的“符号”。这样定义符号既排除了语言主体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也割断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意义研究的贫乏。皮尔士的哲学立场是此岸的。他首先肯定外部世界的存在，这一世界与认知主体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符号。符号的意义即认知和交际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再现。皮尔士是这样给符号下定义的：

符号，或者说代表项，在某种程度上向某人代表某一样东西。它是针对某个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在那个人的头脑里激起一个相应的符号，或者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我把这个后产生的符号称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符号代表某样东西，即它的对象。它不是

36在所有方面，而是通过指称某种观念来代表那个对象的。

值得注意的是，皮尔士对“符号”的解释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其广义上讲，“符号”

37被用来称谓“代表项”(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

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其狭义上讲，“符号”相当于“代表项”。这两种用法的区别在下图（图12）中一目了然：

狭义的符号本身处在一个三角关系之中，它指称某个“对象”，但又不是简单地与该指称对象相对应，而是通过一个中介成分(即“解释项”)与其发生联系。

皮尔士将指称对象引入关于符号的定义，这无疑是对结构主义两元符号模式的一大改进，但36 皮尔士，“符号学的逻辑：符号理论”，载于伊尼斯 (Robert E. Innis) 编《符号学文集》，第5页。

37 “解释项”一词的英文为“interpretant”,由于该词的拼法比较特殊，所以经常被误译成“解释者” (the person who interprets the sign)。其实，皮尔士用它来表达的是指称对象在符号使用者头脑里所唤起的“心理效应” (mental effect) 或“思想”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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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符号学理论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关心产生意义的生活背景，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符号本身。他在论及符号意义时曾这样说：

除非我们将指称对象同集体意识联系起来，不然它们不可能具有意义。某人独自在一条路上艰难地跋涉，碰到一个模样怪诞的人，那人说：“麦加拉起火了”。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中部，那附近很可能有一个名叫麦加拉的村庄。或者它指的是麦加拉的古代城市之一，或者谈论某个传奇故事。完全没有确切的时间。总之，在听话人问“哪里”之前，那句话根本不传递什么意义。“噢，沿这条路走大约半小时。”那个人指着他来的方向。“什么时候?”“我经过的时候。”听话人这时才得到信息，因为前面那句话这时才与双方的共同经验联系了起来。因此符号传达的意义总是由集体意识中的运动对象所决定。顺便指出，运动对象并不是思想之外的东西。它虽然指在知觉活动中作用于

38人脑的东西，但还包括更多的成分。它是实际经验的对象。

皮尔士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将符号放置于具体的交际和指称背景中，我们才能够把握它们的意义。以上引文中的假想对话就是一种不断确定参与双方共同生活世界的活动，它使符号的具体意义得到明确。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皮尔士实际将符号解释项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符号的自身信息，另一部分是符号使用者关于生活世界的一般知识，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而前者又不断对后者进行改造。存在于符号之外、但对理解符号解释项又必不可少的信息属于“补充经验”(collateral experience)或“补充观察”(collateral observation)，应该将其同符号的自身意义严格区分开来。皮尔士指出：

在理解符号时，所有需要理解者补充观察的那部分都在解释项之外。所谓“补充观察”，不是指关于符号系统的知识。这样得到的知识不是补充的。相反，它是获得符号所表达思想的前提。我说的补充观察，是指先前对该符号意义的认识。因此，假设我们使用“哈姆雷特疯了”这个句子，要理解它的意思，我们必须知道人有时候会进入那种奇怪的状态；我们必须曾经见过疯子，或者阅读过有关方面的书籍；如果我们知道莎土比亚关于疯狂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这用不着是猜测)，那就更好。所有这一切都是补充观察，而不是解释项的一部分。把与符号意义相关联的不同主题放到一起，这是形成解

39释项的支柱或力量。

也就是说，符号意义是需要在具体的意指过程中“形成”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符号的指称功用。如果莎士比亚剧本的语义结构必须与当时具体的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产生哈姆雷特所患有疾病的解释项，那么在理解这些文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具备一定的补充经验，即能够识别与话语相关的人物、事件或状态，并以此作为解释文本的经验基础。

一般说来，我们的生活经验比解释文本所需要的知识面要广阔得多，但这不妨碍经验世界作为理解文本的假定结构。参事各方可根据具体的情况不断缩小相关范围，以求得对符号意义的共同认识。皮尔士曾在另一处将与具体话语有关的生活世界称为“注意领域” (field of attention)。这一领域本身不是考察对象，但它与眼前文本的联系比经验世界中其他领域更38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203页。

39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204页。

语言符号的再定义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

加密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用简短的言语将文本的假定知识结构陈述清楚。生活世界永远是模糊不定的，它包括一切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事。

具有双重身份的生活世界(它既是再现的对象，又是理解再现的基础)是人际交流的重要前提。在皮尔士看来，话语交流若要成功，必须满足六项基本要求：

1) 通晓所使用的语言；

2) 掌握普遍语法的基本知识；

3) 具有人类的重要特征；

4) 就生活的基本单位具有相似的经验；

5) 能够约束身体和思想；

6) 交际双方都默认对方的背景知识。

这些理解话语的前提条件听上去似乎平常，但整个符号意指过程的确离不开它们。头两个条件涉及解释项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要把解释项同解释项连在一起，并通过明确的话语规则求得相互理解，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第三个条件规定，话语交际各方必须具备说话和听话的生理机制。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交际各方必须能够以相同的方式接受、解释、储存和发放符号，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具备相同的生理和神经结构，并具有学习和改进的能力。第四个条件强调的是交际各方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生活世界。我们通常讲的文化障碍，就是指给理解带来困难的两个个人、两个阶级或者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皮尔士认为，尽管生活经验因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但它的最基本部分却是跨文化的，因而构成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的共同知识仓库。第五个条件与皮尔士的哲学立场有关。他曾经把逻辑定义为能够自我控制的思想，而把思维活动定义为能够自我控制的行为。这样的逻辑控制能力当然重要，否则对话各方就无法 …… 此处隐藏：765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