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2)

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内圣与外王两者价值目标的现实对立。内圣的价值目标应该是：“‘仁者安仁’、‘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圣人必须代表着“天命”，“周乎万物，道济天下”，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从理想的层面而言，外王应该是内圣上述价值目标实现的途径，也就是说，内圣的价值目标要求外王以“以德行仁”、“治国平天下”实现“天下为公”为目的。但从历史实际来看，外王的基础就是他的政治权力，没有或者失去了政治权力，就没有或失去一切。因此，外王事功的根本出发点是创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也决定了外王的价值目的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其政治权力的得失成败而展开。这当然是“内圣”的价值目标所无法容纳的。

内圣与外王的矛盾与对立还表现在两者行为规范准则的现实对立。内圣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其行为规范必须符合“道义”的原则，因此，圣人都是以“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安仁济世”为其行为规范准则。而外王则以个人政治权力为价值目标，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夺取和占有本身是非道义性的，而为了这个非道义的目的而采取非道义的手段，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古代的君主大都是通过“打天下”获得政治权力，然后继之以世袭。“打天下”意味着政权寄之以强势的个人手中。世袭则意味着政权寄之于家族手中。恰恰违背了“内圣”的“道义”原则，与“内圣”的行为规范准则根本对立。

内圣与外王实现的现实途径也是根本对立的。内圣的实现途径可以用“成己成物”来概括，即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增进德智，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然后将内化为自身内在要求的“仁”推及他人，也就是“成物”（也称为“及物”或“济物”）。这样就形成了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由圣至王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道德。在君主专制条件下，所谓外王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对于身、家、国、天下的作用和影响的顺序却是相反的。封建社会的王者总是首先依靠武力“打天下”、又通过权力“治国”，而帝王“治国平天下”的归宿是为了“家天下”的延续和个人极权的稳固。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权术和强势。 “内圣”与“外王”矛盾和对立的原因，不能用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而只能从产生“圣王”观念的伦理型君主专制制度中寻找答案。在西方法理型的政治制度中，处在至上地位是法律制度而不是个人的权力。在这种政治形态下统治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他承担的政治义务是一致的，如果他不愿意承担这些法律规定的义务，被统治者就可以剥夺其政治权力。因此，统治者的“内圣德行”对整个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器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我国是一种伦理型的政治。在这种政治形态中，君主的权力不受任何现实的力量制约。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但不必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政治义务；虽然君主在观念上要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但这种道德义务不受任何制约，君主是否履行道德义务，并不直接影响他的政治权力的得失（注：朱汉民：《圣王理想的幻灭》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这就造成了君主的政治权力和道德义务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就为“内圣”与“外王”的分裂提供了可能。 几千年来，中国的思想家似乎也认识到了帝王的“外王事功”是对“内圣之德”的否定，这种认识导致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但遗憾的是批判者皆是用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去反对专制君主的，而君主政治本身又是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批判专制君主以后，又总是盼望出现一个“好”的专制君主。古代所有的儒者，包括激烈抨击暴君暴政和各种社会弊端的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最终仍然把实现“内圣外王”的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这不仅是由于时代局限了他们的视野，而且还由于他们所崇拜的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所决定。

三、“内圣外王”观的当代意义

“内圣”与“外王”理想的统一无疑带有封建的、幻想的色彩，但若斩断它与封建君主专制的联系，排除它乌托邦的性质，还是有其不可否认的思想价值。首先，“内圣外王”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家的圣贤不只是追求个人心性道德的完备，更重要的它要求把“内圣”外化为“经世济民”的实践，即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天下兴利除害”。这就使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曾激励着历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依仁蹈义，舍命不渝”，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而奋斗献身。在当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人的“异化”或“物化”的弊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纵欲主义的现象的抬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使得国民对个人的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前途感到茫然。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提倡儒家这种忧患意识，以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成为我们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由于现代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也使人类对自身缺乏信心，对自己的未来深表忧虑。而儒家自强不息、乐观自信的精神，可以提高人们生活的信心，增强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其次，“内圣外王”强调的是通过主体内在道德的心性修养，以完善自我，进而将此完美的人格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动力。它所揭示的泛道德主义，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却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内圣”的理想人格，要求人们接受道德的磨难和考验，不论是日常生活琐屑小事，还是生死抉择的关头，都要坚毅地践行德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种坚守节操，不怕掉脑袋的献身精神，正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在民族危机的关头，慷慨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支柱。再次，儒家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这是儒家德治路线的具体展开。使自我融于家、国、天下之中，这显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考虑，无疑也压抑了个性的自由。但它在客观上把自我与社会的责任、义务联系起来。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的个体主体，每个人能自觉地履

行社会义务，担任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所以“修身”“齐家”对稳定社会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

“内圣”与“外王”在理论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规定的统一体，但由于它们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其在现实中走向相互背离的逆向转化。“内圣外王”这种伦理政治模式的破灭，说明它有着不可避免的严重缺陷。首先，儒家的“内圣外王”理论，一味地强调靠人格化权威的力量来缔造和维系理想王国。其基本的核心乃是贤君明君为民作主的原则，它赋予了君主以天然的政治领袖和道德领袖的双重人格，把国家的兴衰和社会治乱的根源归结于君主道德修养的成功与否，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学“人治——德治”观。从孔孟到黄宗羲，他们在抨击昏君时都始终没有否定过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地位，都始终将所谓的“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理想的政治模式。儒家的这种“理想国”告诉人们，一切苦难的现实并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只要有个圣君明主，一切都会好的，“人主之心”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在这种心态下，人们总是以相信圣贤会把事情办好为建立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思维起点，因而对当权者很少有法律制度上的约束。直到目前，我们仍然盼望有一个好领导或有一个清官来为我们作主，而不知道主权在民的道理。这样就很自然地把“圣人”作为救世主，从而否认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否认了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陷入了唯心主义 …… 此处隐藏：280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