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 作 者 】汪建华

【作者简介】汪建华，北师大哲学系高级访问学者

【 正 文 】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形态是中国伦理型政治的必然产物。它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建构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哲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与矛盾，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探讨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一、“内圣”与“外王”在理想中的统一

就浑然一体的境界来看，“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想是不能分割的”（注：刘述先：《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但是为清晰地把握“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内圣”与“外王”的内涵分别加以考察，以求对“内圣外王”的综合领悟。

圣的本来含义按《尚书·洪范》的解释：“聪作谋，睿作圣”，圣即聪明睿智，无所不晓。古人称：“圣者作，贤者达。”据清代大师皮锡瑞的理解，作，就是创作，创造的意思。所谓内圣也包括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但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呈示给我们的圣人观念，却远远不是这一初始含义所能包容、涵盖的。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圣在这里是一种自觉履行道德规范的人格典范，也是一种个体自我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则是指这种道德人格典范和道德修养境界的修炼。它包括两层含义，即为圣之本和为圣的功夫（注：朱汉民：《圣王理想的幻灭》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所谓为圣之本即圣之为圣的客观依据，儒家将其归之为“天之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也就是说，“诚”是“天之道”，同时，又是圣人“不免而中，不思而得”的内在依据。所以，“天之道”造就了圣人，而圣人又体现着“天之道”。

虽然“天之道”为圣人的道德人格形成提供了一个潜在的依据，但这种潜在的可能要转变为现实，还必须通过道德的修养才能实现。所以，“内圣”的第二层含义即为圣的功夫就在于对个体自我德行的重视。孔子提出了“为仁由己”，“修己敬人”，“三省吾身”等修养方法；孟于以良心性善的人性论为“内圣”的先验依据，又以“万物皆备于我也，反身而诚”来强化“内圣”的责任；《中庸》中的“慎独”、“致中和”，《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致圣的修养之道；荀子则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基础，强调“积习”，主张“治气养心之术”；而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学派则是通过格物穷理的过程，最终获得对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的认识，培养出圣人的道德人格；陆王学派则认为道德修养是向内求之于“本心”或“良知”，使其中的先验道德得以发挥，主张以自我体悟的方式，去体悟“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从而建树为圣的道德人格。儒家各派成圣的方法表述虽不同，但我们不难看出，“内圣”的功夫，实际上是一个培养道德品质的过程。

概言之，“内圣”即通过道德修养的方式，将个体内在的“天之道”转化为一种完美的道德人格。

“外王”是一种政治人格，指在内在的道德人格的基础上，把圣人的王道理想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体现出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它也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权力，一个是事功（注：朱汉民：《圣王理想的幻灭》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王”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而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这样的王实际是衔“天命”而驾凌于凡人之上的最高政治权力的体现。外王必须有权力，但光有权力也无法成为外王，外王还必须有事功。王的事功包括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固然，大部分王朝都是利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即使是被称为圣贤之世的三代也是这样。然而，儒家往往把这种用武力夺取权力称为“霸道”并将其排斥于外王

事功之外；而推崇那些所谓“以德服人”为“王道”，尽管这些“王道”者同样也必须用武力来夺取权力。孟子对王道与霸道的政治效果的比较就足以说明儒家的这种态度：“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上》）。在孟子看来，“外王”应该是一种使“天下皆悦”“仁政无敌”的极妙境界，因此，儒家所指的“外王”事功主要体现在“以德服人”的“王道”，即把经理世事，平治天下作为其事功的一个主要内容。 通过上述对“内圣”和“外王”内涵的分别阐述，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内圣”所追求的是一种完全与“大道”吻合的“圣”、“诚”，也就是“天之所命”在主体身上的完全体现。然而，仅仅是将“天之所命”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要求还远远不是“内圣”，因为“内圣”的更高的境界还在于将内化为自身内在要求的“天之所命”推及至人，以“周乎万物，道及天下”，即通过“外王”的事功来显现，如果“内圣”不落在“外王”的事功方面，那么儒学的道德人格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君子之道，贵乎有成。有济物之用，而未及物乎，犹无有也。”（《河南程氏粹言·人物篇》）所谓“有成”、“及物”的“君子之道”实际上就是通过“外王”的“事功”显示出来的“内圣”。不能“外王”（即“有成”和“济物”）则无所谓“内圣”（即“君子之道”）。因此，“圣”的目的是为了“王”，道德修养归根结底要落实于政治上的事功（注：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外王”虽表现为以政治权力为前提的“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和事功，但“外王”的才能和事功必须以“内圣”为基础。首先，“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不能“以力服人”，而必须“以德行仁”。这就要求“外王”要以“内圣”道德人格的力量来掌握政治权力，建立政治权威。其次，按照儒家伦理型的政治理想，“外王”的“治国平天下”最终是要实现人类道德高度完善的“有道之世”，这种“有道之世”只有靠“有道之君”才能实现，这种“有道之君”当然就是合乎“内圣”要求的“外王”了。再次，按照儒家的观点，圣人是“大命”的完全体现者。即所谓“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而“外王”必须受“天命”才能“治国平天下”。这种内圣与外王的相互规定，在理论上就把二者结合起来了，作为理想道德人格的“内圣”为“外王”提供了实现的基础，作为理想政治人格的“外王”成了“内圣”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中两种理想人格在这种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结构模式中得到了高度统一。

“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形成了“圣王”和“圣人之治”的命题，在这一命题中，圣人的政治意义不仅是在伦理和政治上为人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而且理所当然地肩负着实现政治理想的重任。因为他们明辨是非，通晓政治兴衰的规律和治国方策（注：王文亮：《中国人论圣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谓“审于是非之实”，“明于治乱之道”。鉴于圣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于是把他们尊为君主治平天下的依仗。《管子·形势解》就认为“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儒家则索性要圣人来治天下，把他们奉为“圣王”。《中庸注》中指出：“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荀子的阐述更为典型：天下“至重”、“至大”、“至众”， …… 此处隐藏：291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