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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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唐诗中，我们常常会看到长安游侠矫健英武的身姿：“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拔剑已断天娇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注：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以下不再注出。）（王维《燕支行》，《全唐诗》卷125）“一身能臂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王维《少年行》其三，《全唐诗》卷128）崇尚武功，以高强的武艺彰显于世，是侠之为侠的一个重要标志。《韩非子·五蠹》云：“侠以武犯禁。”“任侠”自身的涵义与武功也有密切的关系。《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曰：“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也。”“任，谓任使其气力。”《说文解字》注引徐笺说：“任侠者，挟负气力以任自雄也。”从历史记载来看，秦汉以至周隋之际的侠士大都是武艺高强之辈：“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数十人……驰入吴军，至戏下，所杀伤数十人。……夫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汉书》卷52《窦田灌韩传》）“朱云……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以勇力闻。”（《汉书·朱云传》）“韦祐，京兆山北人也……世为州郡著姓……少好游侠，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与敌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单马陷阵。”（《周书·韦祐传》）侠士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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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先万民之身，然后其身。”（《墨子·经说上》）其立身的原则是解民倒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有着高度的道德自觉意识：“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厄。”（《史记·游侠列传》）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道术为天下裂”，官学流播于民间，士人离散于诸侯国中，“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注：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91页。）侠士虽然节操高尚才具出众，但因出身微贱，往为贵族显宦所不齿，所以普遍有一种怀才不遇、屈辱自怜的人格心理。也正因此，一旦有王公卿相礼贤下士，侠者便会拚死相报知遇之恩。他们往往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历史关头，凭借高强的武艺和超人的胆略，以一种异于寻常的独特方式担当起扭转时局的重任。譬如鲁人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地，“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指斥桓公以强欺弱的不义行为，终于使“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史记·刺客列传》）又如赵平原君门客毛遂按剑直诣楚王，陈说利害，终使楚赵约盟，平原君赞毛遂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胜于百万之师。”（《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曹沫与毛遂以个人的胆气才略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尊严，不愧是游侠中的英豪。到了西汉初期，侠士们凭借武力纵横使气行侠仗义的个人英雄主义风采得以更充分的展露。这与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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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黄老之学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表面上看来是对秦之严刑酷法的反拨，但实质是在清静无为的宽容面貌下严格恪守法治的精神。与秦不同的只是纠正了对法律的滥用。《汉书·刑法志》云：“萧何摭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其中肉刑的残酷丝毫不亚于秦：“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其诽谤詈骂者，又先断舌。”所以曹参的日夜饮酒不理政事，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无为退却，其实质是因为建立了完整、规范、严厉的法规，并且将执法权下放至郡县、乡社，从而在全国构筑起一个严密的自觉运转的法治与乡俗相结合的管理体系，丞相自然“清静无为”了。日本学者西川靖二曾尖锐地指出：“‘政不出房户’的治理天下只把有利用乡俗作为前提才是可能的”，“汉初的统治者，就是摸索着通过废苛法、利用乡俗来使因法与乡俗的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混乱得以暂时的避免”，“由于把重视乡俗作为解决手段，由于把法和乡俗一视同仁，在理论上保持了乡俗独立性和法治一贯性的并存。”（注：［日］西川靖二《汉初黄老思想的一个侧面》，《哲学译丛》1982年第5期。）其实质便是听任豪强酷吏武断乡曲，鱼肉细民：“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强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史记·平准书》）“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后汉书·酷吏列传》作为它的反面和产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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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民依靠宗族、部落、义侠之士代打不平，因而汉代长安民间宗族与任侠复仇之风日益盛行：“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长安中奸滑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贿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汉书·酷吏列传》）西汉末年，有吕母为子报仇，散家财以酤酒买兵弩，阴厚贫穷少年，得百余人，遂攻海曲县，杀其宰以祭子墓。（见《汉书·王莽传》）东汉人阳球因其母为郡吏所辱，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后汉书·酷吏列传》）等等。这些在长安城中横行剽劫的少年轻侠，对汉代中央集权社会是很大的威胁，但他们的出现却满足了饱受豪强、府吏欺凌的下层平民渴求豪杰出世，铲除邪恶、维护正义的强烈愿望。诚然，汉代的任侠风尚也并非完全局限在乡间复仇上面，对于有利于国家的任侠行为，朝廷不仅不加禁抑，反而予以奖励。汉昭帝时北地人傅介子，自告奋勇去刺杀不守信义的楼兰王，刺杀成功之后，“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日：‘……平乐监傅介子持节斩楼兰王……其封介子为义阳侯’”（《汉书·傅介子传》）简直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去行侠刺恶。二由于汉代长安地区侠者云集，侠风大盛，遂使长安游侠成为侠者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现实生活中本来还有这样那样缺陷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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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侠逐渐被民众理想化、类型化，成为勇敢者冲决世俗法网的人格模式和行为规范。特别是对于渴求建奇勋，立伟业的唐代士人而言，长安游侠尚武使气，一蹴而就功名的个人英雄主义风范与传奇经历成为他们追求功名利禄，展示个人才能的最佳行为模式：“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杨炯《紫骝马》，《全唐诗》卷50）“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141）杀人夺命，探丸借客在唐代诗人的笔下，不仅不是什么血腥残忍的行为，反而成为他们张扬自由个性，表现特立独异气质的主要象征：“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全唐诗》卷130）“握中铜匕首，粉锉楚山铁。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王昌龄《杂兴》，《全唐诗》卷141）“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全唐诗》卷163）“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白马篇》，《全唐诗》卷164）“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陈子昂《感遇诗》之三十五，《全唐诗》卷83）等等。对杀人复仇这一刺客行为的赞颂，表现出对传统秩序世界的反叛和勇于冲决封建礼法桎梏的自由精神，这固然与长安游侠的传统有关，同时又是在长安文化影响下，唐代士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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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心态的具体表现。作为这一精神风范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唐代诗歌当中的游侠儿大都表现出一种骄纵夸富、横行无忌、平视王侯甚至颇带无赖恶少气的粗豪风度：“颍川豪横客，咸阳轻薄儿。……黄金盈箧笥，白日忽西驰。”（郑勣《少年行》，《全唐诗》卷106）“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崔颢《渭城少年行》，《全唐诗》卷130）“小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屣……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前任侠非。”（李颀《缓歌行》，《全唐诗》卷133）从李颀的这首诗中，我们看到活跃在唐京长安的游侠儿们并不全是重义轻利，一诺千金的仗义之侠，相反，很多人是借游侠之名而行不义之事，或者干脆就是市井无赖之徒。这其实与唐代长安城里普遍存在的“恶少”、“英豪”群体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长安“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8《黥》，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辂，并辔于花树下往来。”长安大宁坊一个名叫张干的“力者”，为了显示自己敢与朝廷对立的“强暴武功”竟在左臂刺字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臂刺曰：“死不畏阎罗王”，气焰十分嚣张。但这些京城恶少却不以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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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坏事，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尚武功”“称胆气”的英雄行为（注：参见《新唐书·杜中立传》、《新唐书·薛元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因此越发以武力逞能霸道，滥杀无辜，致使当地官吏“莫敢问”（《新唐书·郑方逵传》）更不“敢过其门。”（《隋书·刘权传》）与这类“恶少”并存于京师的还有轻薄放浪的“愉薄少年”，虽不同于横暴之徒，却也是些纨绔无赖子弟。譬如隋大将军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常与屠贩专游，以规其利”，“好乘肥扶弹，驰骛道中”。并“好与人游斗，所共游处，皆不逞不徒，相聚斗鸡，习放鹰狗”（注：《隋唐嘉话》卷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开元二十七年，鄎国公主的儿子薛谂与其同党“李谈、崔洽、石如山同于京城杀人，或利其财，或违其志，即白日推杀。”（《旧唐书·玄宗纪下》）这些轻薄少年同“恶少”相比，也有违反纲纪的狂悖行为，但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纵情声色，奔突驰鹜，游走无定的骄纵意气：“本期汉代金吾婿，误嫁长安游侠儿。儿家夫婿每轻薄，借客探丸重然诺。平明挟弹入新丰，日晚挥鞭出长乐。青丝白马治游园，能使行人驻马看。自矜陌上繁华盛，不念闺中花鸟阑。花间陌上春将晚，走马斗鸡犹未返。三时出望无消息，一去那知行近远。”（崔颢《代闺人答轻薄少年》，《全唐诗》卷130）这本是代闺人表达久候夫婿不归的闺怨诗，但整首诗的主要基调与其说是怨恨，不如说是赞美自家夫婿潇洒的风度，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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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意气，骄纵的神态，重诺的豪情“能使行人驻马看”，该是多么的令人骄傲，所以诗末的叹息哀怨反而显得苍白无力。可见轻薄少年在唐代诗人的眼中，并不完全是游手好闲，走马斗鸡的无赖形象，而是唐朝高昂，开朗时代性格的象征。这与长安文化优容诸说，融汇百家的多元文化氛围，与唐代士人对风俗礼仪，尊卑长幼等传统规范的僭越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唐代许多勋贵皇室成员在少年亦多有这种“无赖气”，就往往被目为一种英雄气概，是成就功名的必具气质。唐初大将李勣自称“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注：《隋唐嘉话》卷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玄宗年轻时，曾“为潞州别驾，入觐京师，尤自卑损。暮春豪子数辈游昆明池，方饮次，上戎服臂鹰，疾驱至前，诸人不说。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声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王李某。’诸少年惊走，不敢复视。上乃连饮三银船，尽一巨觥，乘马而去”（注：王谠《唐语林》卷4，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整篇文字着意表现玄宗少时豪壮无忌，目空一切的侠者风范，可见在唐都长安，逞强好胜，骄纵豪健甚至胜脱略无理的无赖气都被看作是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也就是说，京城“恶少”与“轻薄少年”虽然是长安城中“剽夺坊闾”的消极势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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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存在却展示出长安文化的包容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狂放无畏”纵横驰突的行为方式就是培育唐代诗歌任侠主题豪放通脱之自由精神、气拔山岳之强大气势的心理土壤。尤其是当这些少年健儿经朝廷的召募进入禁军之后，更因皇家羽林郎身份而平添了一层傲慢骄贵之气：“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王昌龄《青楼曲》其一，《全唐诗》卷143）“十八羽林郎，戎衣侍汉王。臂鹰金殿侧，扶弹玉舆傍。”（李嶷《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145）“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朝游茂陵道，夜宿凤凰城。豪吏多猜忌，无劳问姓名。”（同上其三）羽林郎的这种负气横行的傲然姿态首先与其皇家禁军的性质有关，特别是其中的“万骑”，倍受皇家亲重：“初太宗迁官户及蕃口骁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鞯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则天时稍增为千骑，隶左右羽林，中宗谓之万骑，置使以领之。”（《资治通鉴》卷209唐纪25）唐中宗暴崩后，韦后弄权，韦党将佐数榜棰万骑，万骑见李隆基诉之，隆基为谋匡复社稷，遂厚结万骑之豪杰，“讽以诛诸韦，（万骑）皆勇跃请以死自效。”（同上），隆基即位后，“万骑恃讨诸韦之功，多暴横，长安中苦之，诏并除外官。”（《资治通鉴》卷210唐纪26）可见“万骑”本是御前侍射的亲兵卫士，其来源多为强勇刚猛的京师官宦子弟，他们恃恩侵暴，横行街闾，而府县往往因其名在军籍而“无由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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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语林·政事上》）韦应物的《逢杨开府》便是这些羽林少年的生动写照：“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摴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全唐诗》卷190）这种依恃皇恩而显得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狂简劣行也只有在唐京长安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

里才可能出现，它从一个极端的侧面表现出唐代士人豪纵奔放，劲健刚勇的文化心态，也为唐代诗歌注入了粗疏壮大、元气淋漓的文化精神。三当然，无论是杀人越货的“恶少”，还是横行无忌的“轻薄少年”、“羽林儿郎”，他们任侠使气，恃强逞雄的行为都是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与精神

风貌，博得一鸣惊人的崇高声誉。对于那些胸怀报国理想的文人志士来说，崇尚任侠，模仿侠行，歌颂侠士，更是他们致身卿相、晋爵封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条非常途径。因此特立独异的豪侠，在唐代诗人笔下开始跳出杀人复仇、横行乡闾的个人英雄主义圈子，将目光投向广大的边塞、荒漠，在那里寻求施展个人才略的更广阔的空间与机遇：“少年买意气，百金不辞费。学剑西入秦，结交北游魏。……犹思百战术，更逐李将军。……白刃纵横逼，黄尘飞不息。……献凯云台中，自言塞上雄。”（袁瓘《鸿门行》，《全唐诗》卷120）“羽林练士拭金甲，将军校战出玉堂。……玄漠云平初合阵，西山月出闻鸣镝。……匈奴未灭不言家，驱逐行行边徼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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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从军行》，《全唐诗》卷120）“昔在五陵时，年少心亦壮。……东走到营州，投身似边将。……犹希虏尘动，更取林胡帐。”（张谓《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全唐诗》卷197）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昔日借客报仇的锋刃此时已经指向了来犯的匈奴、敌寇，昔日惟我独尊的狂傲身姿此时已经拜向了至尊皇极的无上权威，昔日存交重义的个人意气此时已经化作了对伟大帝国的无限忠诚，昔日逞强使气的个人英雄主义风采此时已经升华为慷慨报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且籍由豪侠“一战妖氛”（李白《塞下曲》，《全唐诗》卷164）的飞跃式功名实现方式获得了理想主义的情怀，表现出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他们任侠的风范一样，游侠儿建功立业的方式也超乎平常的行为规范，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沿着科举这条广大儒生进身仕宦的必经之路走下去。在他们的眼里，循规蹈矩的儒生是庸常无能的象征，受到长安豪侠们理所当然的睥视，这集中地体现在李白的诗歌当中：“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古风》之八，《全唐诗》卷161）“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全唐诗》卷162）“青云年少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少年子》，《全唐诗》卷165）以至于那些原来还指望从书本中博得个一官半职的书生们，也都在长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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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勇建奇勋的传奇业绩召唤下，弃儒从戎，走上了杀敌报国的功名之路：“昔我事讨论，未尝怠经籍。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岂要黄河誓，须勒燕山铭。”（崔融《塞垣行》，《全唐诗》卷68）“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丈夫清万里，谁能扫一室。”（刘希夷《从军行》，《全唐诗》卷82）“出身文翰场，高步不可攀。……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韦应物《寄畅当》，《全唐诗》卷188）侠士本是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特立独异的

社会群体，它那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因而常常遭到国家意志的禁抑，成为与国家权力相对立的异己力量。然而唐代诗歌当中的长安游侠不仅有负气横行，行侠仗义的英雄气概，更有为国尽忠，慷慨赴边的爱国豪情，也就是说，在唐代士人的心目当中，长安游侠不仅应当有侠之为侠的豪纵气质，也应当有济世报国的崇高理想。任侠在唐代社会，开始由单一的个人英雄主义向着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更高的境界升华，这成为唐代诗歌任侠主题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唐王朝关陇集团早期克定关中时，长安豪侠鼎力辅助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李渊曾在隋末颁布《授三秦豪杰等官教》，教云：“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縻之好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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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今朝。”（《全唐文》卷1）可见唐祚初兴之际，关中长安地区的豪杰侠少一直是李渊父子所依重的重要社会力量。当初宇文秦创建关陇军事集团，李渊之祖李虎为此集团之核心人物。既久居三辅，遂代袭箕裘，赏宅赐田，基址不坠。“（大业十三年九月）壬申，（李渊）进屯冯翊郡，过旧宅，……初，周太祖数往同州，侍从达官，随便各给田宅，景皇帝与隋太祖并家于州治，……数十年，两宅俱出受命之主。”（注：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3年。）即是明证。而关中豪强中，亦必有与其同族婚媾之人，长安军士中，也可能就有李虎所领之旧部后裔，所以李渊“义旗济河，”关中便立刻响应：“高祖微时，妻之（指柴绍——笔者注）以女，即平阳公主。……公主乃归户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公主遣家僮马三宝说群盗……各率数千人来会。……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军会于渭北……”（《旧唐书·柴绍传》）“淮安王神通，高祖从父弟也。……义师起……神通潜入户县山南，与京师大侠史万宝等举兵以应义师。”（《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左亲卫段纶，文振子……娶渊女，亦聚徒于蓝田，得万余人，及渊济河，神通、李氏、纶各遣使迎渊。”（《资治通鉴》卷184义宁元年）今按，柴绍之祖烈，父慎，段纶之祖寿，父文振俱为西魏、北周以来关陇集团将门，而绍“幼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旧唐书》本传）“纶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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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气闻”（《隋书·段文振传》）李神通亦“少轻侠”（《新唐书·淮安靖王神通传》）其他如在雍、岐间聚兵万余迎义师入关的丘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旧唐书·丘和传》）随窦轨慰抚关中群盗的统军刘弘基，本雍州池阳人，“少落拓，交通轻侠。”（《旧唐书·刘弘基传》）可见，隋末关中之地遍布关陇集团之后裔子弟，他们武艺高强，驰骛竞逐，借助贵胄公子之势，招引宾客，为闾阎豪杰所朋附，在长安地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豪杰武侠势力。一俟太原义军西向，便能云集响应，襄助李渊父子克定关中，成就帝王之业，而唐室元勋多具豪侠风范，唐诗中长安游侠多言建功立业，忠君报国的主题倾向便可从这历史的渊源中找到答案。总之，在长安文化的影响下，唐代诗歌逐渐形成了任侠的主题模式。长安侠文化传统精神为唐代诗歌注入了劲健，刚猛的精神活力，使唐诗在雄浑的境界中显出开朗洒脱的个性，成为唐代诗人表现英雄气概，伸展报国志向，抒发浪漫情怀的重要诗歌主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