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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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唐诗中，我们常常会看到长安游侠矫健英武的身姿：“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拔剑已断天娇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注：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以下不再注出。）（王维《燕支行》，《全唐诗》卷125）“一身能臂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王维《少年行》其三，《全唐诗》卷128）崇尚武功，以高强的武艺彰显于世，是侠之为侠的一个重要标志。《韩非子·五蠹》云：“侠以武犯禁。”“任侠”自身的涵义与武功也有密切的关系。《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曰：“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也。”“任，谓任使其气力。”《说文解字》注引徐笺说：“任侠者，挟负气力以任自雄也。”从历史记载来看，秦汉以至周隋之际的侠士大都是武艺高强之辈：“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数十人……驰入吴军，至戏下，所杀伤数十人。……夫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汉书》卷52《窦田灌韩传》）“朱云……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以勇力闻。”（《汉书·朱云传》）“韦祐，京兆山北人也……世为州郡著姓……少好游侠，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与敌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单马陷阵。”（《周书·韦祐传》）侠士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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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先万民之身，然后其身。”（《墨子·经说上》）其立身的原则是解民倒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有着高度的道德自觉意识：“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厄。”（《史记·游侠列传》）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道术为天下裂”，官学流播于民间，士人离散于诸侯国中，“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注：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91页。）侠士虽然节操高尚才具出众，但因出身微贱，往为贵族显宦所不齿，所以普遍有一种怀才不遇、屈辱自怜的人格心理。也正因此，一旦有王公卿相礼贤下士，侠者便会拚死相报知遇之恩。他们往往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历史关头，凭借高强的武艺和超人的胆略，以一种异于寻常的独特方式担当起扭转时局的重任。譬如鲁人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地，“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指斥桓公以强欺弱的不义行为，终于使“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史记·刺客列传》）又如赵平原君门客毛遂按剑直诣楚王，陈说利害，终使楚赵约盟，平原君赞毛遂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胜于百万之师。”（《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曹沫与毛遂以个人的胆气才略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尊严，不愧是游侠中的英豪。到了西汉初期，侠士们凭借武力纵横使气行侠仗义的个人英雄主义风采得以更充分的展露。这与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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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黄老之学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表面上看来是对秦之严刑酷法的反拨，但实质是在清静无为的宽容面貌下严格恪守法治的精神。与秦不同的只是纠正了对法律的滥用。《汉书·刑法志》云：“萧何摭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其中肉刑的残酷丝毫不亚于秦：“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其诽谤詈骂者，又先断舌。”所以曹参的日夜饮酒不理政事，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无为退却，其实质是因为建立了完整、规范、严厉的法规，并且将执法权下放至郡县、乡社，从而在全国构筑起一个严密的自觉运转的法治与乡俗相结合的管理体系，丞相自然“清静无为”了。日本学者西川靖二曾尖锐地指出：“‘政不出房户’的治理天下只把有利用乡俗作为前提才是可能的”，“汉初的统治者，就是摸索着通过废苛法、利用乡俗来使因法与乡俗的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混乱得以暂时的避免”，“由于把重视乡俗作为解决手段，由于把法和乡俗一视同仁，在理论上保持了乡俗独立性和法治一贯性的并存。”（注：［日］西川靖二《汉初黄老思想的一个侧面》，《哲学译丛》1982年第5期。）其实质便是听任豪强酷吏武断乡曲，鱼肉细民：“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强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史记·平准书》）“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后汉书·酷吏列传》作为它的反面和产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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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民依靠宗族、部落、义侠之士代打不平，因而汉代长安民间宗族与任侠复仇之风日益盛行：“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长安中奸滑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贿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汉书·酷吏列传》）西汉末年，有吕母为子报仇，散家财以酤酒买兵弩，阴厚贫穷少年，得百余人，遂攻海曲县，杀其宰以祭子墓。（见《汉书·王莽传》）东汉人阳球因其母为郡吏所辱，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后汉书·酷吏列传》）等等。这些在长安城中横行剽劫的少年轻侠，对汉代中央集权社会是很大的威胁，但他们的出现却满足了饱受豪强、府吏欺凌的下层平民渴求豪杰出世，铲除邪恶、维护正义的强烈愿望。诚然，汉代的任侠风尚也并非完全局限在乡间复仇上面，对于有利于国家的任侠行为，朝廷不仅不加禁抑，反而予以奖励。汉昭帝时北地人傅介子，自告奋勇去刺杀不守信义的楼兰王，刺杀成功之后，“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日：‘……平乐监傅介子持节斩楼兰王……其封介子为义阳侯’”（《汉书·傅介子传》）简直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去行侠刺恶。二由于汉代长安地区侠者云集，侠风大盛，遂使长安游侠成为侠者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现实生活中本来还有这样那样缺陷的长安

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

豪侠逐渐被民众理想化、类型化，成为勇敢者冲决世俗法网的人格模式和行为规范。特别是对于渴求建奇勋，立伟业的唐代士人而言，长安游侠尚武使气，一蹴而就功名的个人英雄主义风范与传奇经历成为他们追求功名利禄，展示个人才能的最佳行为模式：“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杨炯《紫骝马》，《全唐诗》卷50）“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141）杀人夺命，探丸借客在唐代诗人的笔下，不仅不是什么血腥残忍的行为，反而成为他们张扬自由个性，表现特立独异气质的主要象征：“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全唐诗》卷130）“握中铜匕首，粉锉楚山铁。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王昌龄《杂兴》，《全唐诗》卷141）“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全唐诗》卷163）“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白马篇》，《全唐诗》卷164）“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陈子昂《感遇诗》之三十五，《全唐诗》卷83）等等。对杀人复仇这一刺客行为的赞颂，表现出对传统秩序世界的反叛和勇于冲决封建礼 …… 此处隐藏：708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