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品价格波动与中国因素 - 图文(3)

还可以探讨的是，商品衍生品市场上金融投资者所谓炒作，与商品供求基本面因素变动未来走势，二者也并非都是排斥性关系。金融投机者从自身博利目的考虑，也需要重视研究实体经济和商品供求基本面因素。一个较早正确预见或猜测到经济大势变动的炒家，比一个对经济形势反应迟钝和判读失误的炒家，投机取利的胜算更大。从这个角度看，在近年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上最为长袖善舞的机构，也是最早提出和鼓吹“金砖四国(BRICs)”概念的机构，二者之间可能不无联系。总体来看，供求关系应是决定价格变动的最基本变量，另外美元货币因素以及金融投资者炒作行为，也会对放大价格波动起推波助澜作用。

三、中国因素对国际商品和海运市场的影响

新世纪初商品价格和海运费用大幅波动，正值中国经济追赶提速并在全球相对影响力显著提升时期，中国因素对全球市场影响具有不可忽视意义。对这一重要的新兴现象，国内外学界已有一定关注。Cheung and Morin(2007)从宏观变量角度度量十个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产值对原油及金属价格指数的相对重要性；Lalonde等(2009)用加拿大银行全球经济模型模拟新兴亚洲增长两种前景假说下2008年2季度之后五年大宗商品价格路径，发现新兴亚洲经济不同表现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具有较大影响。Jaramillo等(2009)通过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中国工业产出与各类大宗商品国际价格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中国人民银行重

庆营管部课题组(2009)和张翼(2009)侧重分析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物价传导和影响。

对中国因素的影响可以从三方面观察探讨。一是从较长时期需求增量占全球增量贡献比重角度看，二是从最近我国某些行业复苏增长与国际价格变动相关性角度观察，三是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革命的间接影响角度探讨。

我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影响，集中体现为我国相关需求增长对全球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期，资源需求会经历一个快速的上升阶段，继而稳定甚至有所下降，呈现出一定的倒U型特征，即库兹涅茨曲线

(Cleveland，1999)。Garnaut and Song(2006)提出用投资占GDP的比重、出口占产出比重和城市化水平三个变量来解释一国资源需求。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过了经济发展一般路径中转折点，产业结构正经历快速转型，资本密集度呈上升趋势。近十多年，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中国大宗商品消费量大幅增长，占世界消费总量份额快速提升。图9数据显示，近年我国年均石油消费量是10年前的近两倍，铜和铁矿石年均消费量是10年前四倍多，铝消费量是10年前五倍多。表2数据显示2001～2007年消费量增长率也比此前出现不同程度的较大提升。

图9 中国若干矿物资源消费指数(1970～2008) 资料来源和说明：中国铜、铝消费量来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五十年历史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中国铁矿石消费量由中国铁矿石产量加进口量计算，数据来自《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数字汇编》和历年《中国钢铁工业年鉴》，2007～2008年数据来自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国石油消费量来自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