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蕉岭当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2)

从求职者学历构成看，高中、中职及以下占 44.5% ，大专、高职占 38.6% ，本科及以上占 16.9% 。

从上面的图显示，在这个地区，职业所需要的劳动者的年龄都很年轻，大部分都是富有生命的劳动力，有很好的劳动能力和体力，能过从事一些比较困难的劳动活动，但是也不排除有少数的40岁以后上中年人，这些人大多数从事的可能是领导的活动，因为这些人在体力和脑力上都不如年轻的一代，主要的劳动力还是集中在16-24岁阶段。这些求职的劳动者中平均的教育水平不是很高，在加上外来民工的加入，更加剧了平均职业水平的提升。在这些劳动者中46.4%的都只有高中学历，大专文凭的位居第二，大学以及更高学历的少之又少。由于这些现象的出现会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文化的建设，在一些劳动者上岗之前对其进行职前培训以及专业技能训练，相信通过这项活动，能够大大提高普遍劳动者的劳动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从而促进发展。

3、根据蕉岭地区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情况，蕉岭政府采取了针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对于劳动力过剩，蕉岭政府大力发展创业环境，鼓励创业，积极引进外资投资设厂，缓解劳动力过剩情况。而另一个对于劳动者知识和职业能力较低的情况，政府开设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对职业技能较低的员工进行职业培训，初步取得成效。对于产业转移是蕉岭政府又一个发展大计，将原有的农业逐步向工业化转移，大大提高蕉岭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转移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活动，因为在这地区，不管是文化还是生活习惯以及劳动习惯等等都造就了该地区一直以来的的劳动行为模式，加上该地区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会以农业为主的产业模式。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现状，也决定了中国农业在产业中的比重。如果一味的只是发展农业，而不在其他方面有所发展，那注定该地区的经济会一层不变。从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来看，国家提倡成立经济特区，发展工商业，以工业带动促进农业的发展。在蕉岭地区，政府也在一部分地方高价收购农民的土地，进行农业转工业。

通过这次的调查与研究，发现在蕉岭地区进行的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转变，是根据了蕉岭现有的情况以及国家政策来实施的。从出现的三大问题着手，进行针对性的改造。不管是职业技能的培训还是产业的转移，无不体现对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改建。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每年将新增劳动力700万左右，同时，农村约有2亿剩余劳动力；按照农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长1%计算，农村劳动力每年向城市转移约1000万人；而在经济每年增长8%-9%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800-900万个；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27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城镇调查失业率在7%-8%左右。因此，城镇每年约有1000万以上的劳动力得不到工作岗位。就业总量矛盾突出，中国将长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农村的劳动力转移 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

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把现在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中国当前的就业压力除了来自于由于经济景气波动和结构调整而带来的大量下岗人口和来自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外，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增长高峰也正好在这一阶段出现。1991-1998年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分别为916万、785万、849万、846万、858万、928万、915万和827万，显然这些新增的经济活动人口都需要到经济中寻找就业机会，他们构成了中国就业现状的又一就业压力。而1992-1998年中国城镇的新增从业人员分别为264万、348万、824万、680万、722万、392万和471万，显而易见，新增经济活动人口中找到工作的比率越来越小，这些人构成了城镇潜在的就业压力；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大多是青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力，显然下岗工人与他们相比，重新找到工作的概率就大降低了。由于种种的社会现象，不管是国家还是地区经济，都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实施政策，蕉岭地区的门户开放以及自我提升，都是根据了本地区的现实状况，从而很好的针对现有的问题进行了改建，促进了地区发展。

在现有的实际劳动力市场情况下，蕉岭县政府出台了一些列的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相信在未来的不久，蕉岭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欠发达的山区梅州，怎样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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