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的城市_传播意义再阐释(3)

结构功能主义秉承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路，将现代社会理解为一个沿着时间链条线性发展的有机体，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发挥功能服务于整体社会。早期的关注点在于：报纸对于城市整合的功能性作用。这种研究思路的缺失在于：将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化约为报纸以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与城市的关系 ；将大众媒介理解为城市整体中的一个派生组织，媒介功能是在社会整体的要求下得以呈现的；报纸等大众媒介与其它传播方式是割裂的；大众媒介研究多集中于内容，而忽视媒介作为特殊的传播形态产生的影响；大众媒介的作用不是在媒介与人的存在方式之关系层面加以理解的。

非结构功能主义的城市研究，将传播理解为人的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传播不仅不是城市的一项派生功能，相反，传播构成了古代城邦以及现代城市的基础。非结构功能主义城市研究关注的层面是，个人的、心理的（非结构的）、文化的、审美的（非政经的）、空间的（和时间并置的）、日常生活的（非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非理性的。

因此，传播与城市的关系是，其一：意义生成。传播是生成意义的场域，这个场域本身即是城市共同体的一个部分。传播构成了关于城市的一种想象，如，现代性体验、城市感觉。这种想象包括虚拟和现实两个方面，既有抽象的，也有具象的。传播构成城市共同体的基础，营造了地方感，开辟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维度。其二：互动展开。城市塑造了一种新型的交往互动关系，现代城市体现了现代性的历史性诉求。传播是城市中人们以虚拟和实体方式展开的互动，并以此呈现的一种新型主体间的关系。实体空间以及人在其中的活动，是城市传播的重要面向。

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播意义的再解读，应该从人的存在的维度理解传播，传播是主体间关系的建构。社会与传播的关系不是社会有机体与派生功能的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人的存在方式，建构或者解构人之主体性。

本文如此强调非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路径的意义，并不是说结构功能主义对于传播学研究已无价值，只是试图申明，传播学领域需要更加多元化的理论视野，以拓展越来越狭窄、僵化甚至已形成中心话语霸权的研究思路。只有超越结构功能主义与非结构功能主义的两元对立，综合各种路径的研究视野，才能重塑传播的意义，以回应当前史无前例的传播变革的现实。

当今传播变革的冲击力已经为全人类所感知，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不能回避传播——或者说交流的问题。传播越来越成为影响人类存在方式的基本要素，传播也越来越成为人文社会学科共同关注的基础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必要回归人类历史的源头，重新追问传播对于人类的意义，以打破传播学领域对于传播及其媒介越来越专门的、狭隘的理解。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趋于专业化的背景中，作为一个后起的、实践性强的学科，传播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对于学科边界、学科自主性的紧张感，强调与其它学科不同的对于传播及其媒介的理解，以为如此即可获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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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科独立性以及独特的研究地位。其实，当越来越多的学科涉及传播、媒介议题，只有对话才是出路。一味地强调所谓传播学对于传播及其媒介的独特理解，以“我们学科的专业问题”为借口画地为牢，只能加深传播学与其它学科的隔膜甚至是隔绝。只有在与其它学科共享对于传播及其媒介的理解时，传播学才更有可能提出自己的创见，以及对其它学科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和思想。这当然并不排斥传播学要有专门性的深入研究，但专门和深入并不与开阔的视野冲突。相反，只有站在人文、社科的一个广阔平台上，传播学才有可能以自己的专业性研究体现学科的独特价值。否则，传播学只能沦为所有学科末端的研究领域，成为验证、操练其它学科理论的工具化知识生产场域。

当前发生的震撼人类的传播变革，以及中国传播历史与现实的极为丰富的鲜活经验，为我们打破这种局面提供了一个学科转折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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