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的城市_传播意义再阐释(2)

媒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它常常是与大众媒介并置，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用以考察城市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交流状态。大众媒介的特殊性毋庸置疑，实体空间亦是如此，对于城市传播研究而言，不能割裂这两个部分，而应该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比如实体空间如何影响大众媒介的传播，大众媒介怎样建构对于实体空间的想象，等等。两种媒介各自的特殊性，也只有在两者关系中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

之三，传播的目的以及媒介的作用，不仅在于社会的整合。罗威廉在他关于近代汉口城市的研究中发现，汉口这个现代化早期的中国城市，在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政治关系遭到破坏、几乎没有正式政府机构的情况下，城市社区依然得以继续运转，这是因为在齐美尔定义的以异质性和彼此依赖为基础的社区中，社会冲突与相互协调、彼此认同一样，具有潜在的融合作用。因此，19世纪的中国城市缺乏芝加哥学派所认定的那种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政府权力，取而代之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精神认同之上的社区自治体（罗威廉，2008：10-11）。基于此，罗威廉对在西方社会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区理论提出了批评。这个由滕尼斯提出的、马克斯 韦伯和其他学者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认为地方社区本质上是一个“封闭体系”，并且强调社区成员的同质性，他们中间存在着紧密的情感联系，在利益协调方面也几乎完美。芝加哥学派以及E P汤普森两种研究思路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这个“地方社区”概念已经遭遇到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者的强烈质疑（罗威廉，2008：9-10）。费瑟斯通则指出，在涂尔干、孔德看来，“社会”即是放大了的地方社区——共同体。社会应该整合起来，因此社会必然占有一个单独的边界明确的空间，还具有一种整合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迈克 费瑟斯通，2009：181）。在帕森斯式和新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模式中，“社会生活的形象都是边界明确、具备高度社会与文化整合的实体，其模式都是假定社会的各个部分具有高度的功能和相互依赖性，同时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并且独立于其他社会”（迈克 费瑟斯通，2009：183-184）。费瑟斯通从后现代立场上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社区概念完全不同的共同体类型，这种共同体出现于多元信仰的“异质性价值密集”占核心地位的复杂社会当中，在大都市中尤其明显。这是一种集体团结的新形式，类似于康德的“审美共同体”，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担当，放弃了责任、苦行、统一和目的（迈克 费瑟斯通，2009：65-66）。罗威廉描述的冲突而非整合的共同体，费瑟斯通发现的取消了责任与共识的共同体，都冲击了主流社会学关于社会及其整合的观念，比如帕克理解的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种礼俗中所包含的，并随着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的思想和情感而构成的整体”（R.E帕克，1987：1），就集中体现了这种观念。沃斯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中最关注城市异质性的人物，在沃斯眼里，异质既是城市的特征，也是城市的缺陷，“个体与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组织团体分离，大批居无定所的个体与城市共同体的集体行为变得无可预见，问题重重”（路易 沃斯，2008：150）。因此，城市作为共同体必须要整合。这个整合观念正构成了结构功能主义对于大众媒介功能基本认识的理论预设。

有关共同体的理解也与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连接。其中涉及的一个方面就是主体观的哲学基础。在主体观的演变过程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者之一米德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反对那种把自我视为个体生来就有的灵魂的看法，认为主体观产生于与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强调语言和交流的重要性。这是对本质论主体观的巨大超越（Jorge Larrain，2005：199-200）。米德甚至亦承认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自我。但是，米德同时认为，存在一个完整自我，它的对应物即是整体的社会结构与整合，“完整的自我的统一性和结构性反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过程的统一性与结构性；组成完整自我的那些基本自我各自反映了该个体所参与的那一过程许多不同方面中的某一方面的统一性与结构性。换句话说，构成或被组织成为一个完整自我的各个不同的基本自我，是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的各个方面相呼应的那个完整自我的结构性的各个不同方面；因此完整自我的结构性反映了完整的社会过程。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与统一，也就是在那个群体所从事或者说所进行的社会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一个自我的组织与统一”（乔治 H 米德，1992：128）。因此，尽管米德认识到自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变性，但自我仍是整合的，“完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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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认为成功地整合了各个方面（Jorge Larrain，2005：201）。米德的这个整合观在后现代语境中遭遇断裂，无论是社会还是自我，都无法达致统一性的整合。休斯克在关于维也纳的城市研究中指出，自二十世纪开始，尼采所说的“碎裂”几乎无处不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多样性造成的多元化现实，根本无法用一个均一的定义被整合入历史进程中，世纪末的维也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样本（卡尔 休斯克，2007：3）。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还是自我（在米德那里是互相映射的同构关系），都无法达到传统意义上的“统一”和“整合”。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统一”与“整合”甚至没有了“应然”的必要，因为正如霍尔所言，后现代主体没有固定或永久的身份，主体在不同时期会采用不同的身份，有的身份互相矛盾、无法统一。对米德来说属于特例的分裂人格，现在变成了常态（Jorge Larrain，2005：205）。人们可以幸福自得地生活在多个认同中。

之四，传播的基本单位及其边界，不仅限于民族国家，应是更加多元的共同体。媒介作为“文化生产者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自己民族国家的中介与代表”（迈克 费瑟斯通，2009：159）。传播学结构功能主义取向的主要理论资源是美国主流社会学，在西方主流社会学中，“社会”常常是未经认真考量的概念，社会的参照对象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体就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理论就强烈地折射出成功的西方民族国家的特定社会经验（迈克 费瑟斯通，2009：180、181、115）。比如，在库利那里，个体自我（我）、群体自我（我们）、及民族自我（国家），常常是放在同一个维度中来讨论的，它们的同一性以及互相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彼此的差异或冲突，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强调。例如，“代表国家的‘我们’能够并且应该是具有荣誉感、相互服务精神和充满人道主义热情的自我”（查尔斯 霍顿 库利，1999：135）就是这种思维相当典型的表述。费瑟斯通援引威廉姆斯的观点说，那些持国际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都会明确反对“民族体现了典型地方共同体的关系类型”的观点。威廉姆斯认为，“民族”这个概念与“本地的”这个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初始而“可确定的位置”的联系方式包含了非常基本的人与自然的价值。不过，从其中往任何一种接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状态跳跃，就完全不是自然的了。费瑟斯通评价说，这与安德森的立场形成了反差（迈克 费瑟斯通，2009：151）。在费瑟斯通看来，威廉姆斯所谓的“不自然”是指，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民族文化的成长相伴随，文化专家们在此过程中重新创造传统、重新塑造族群精神内核。当民族国家在国家竞争的紧张关系中越陷越深，他们就面临着形成统一文化认同的重大压力。这个文化同质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忽视地方差异，或者最多是提炼、综合和混合地方差异的文化需要的一致化过程（迈克 费瑟斯通，2009：124）。这种民族国家相对于其它地方共同体的“霸权”状态，在 …… 此处隐藏：290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