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的城市_传播意义再阐释

新闻大学

·新闻理论·JOURNALISM BIMONTHLY2012年第2期 总第112期

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

孙 玮（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如果说城市就是媒介，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奇怪” （佐藤卓己，2004：24）？一位学者在撰写现代传媒史时如此发问。这个说法之所以可能让传播学者感觉奇怪，是因为它打破了我们对于传播和媒介的惯常理解。关于媒介，我们的关注点较多地落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专业的大众媒介上，这又与我们常常将传播理解为这些大众媒介的信息传递有关。与之形成参照的是，在城市研究的众多路径中，将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信息传递，与人际的私人或公共交往，以及建筑物、街道公共空间的文化意义等等并置，讨论它们共同支撑的公共交流，是如何构成了城市的基础，却是司空见惯的。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传播学领域对于传播及其媒介的“惯常”理解是如何发生的，这种“惯常”理解的局限性何在，因此怎样与其它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解形成了疏离与隔膜。在全球化、新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在哪些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理解传播的意义。本文基于城市研究讨论上述问题，至少有三个意义，其一，在西方传统中，关于政治的初始思考，是从不同城市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比较中浮现的。比如，古代雅典象征民主，他们崇尚普通人的判断力，而斯巴达则代表了一种寡头政治的模式（Daniel A. Bell and Avner de-Shalit：2011：1）。因此可以说，城市是西方政治理论的经验起点。其二，城市与现代性的内在勾连，是考察人类传播现象的重要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城市与现代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传播意义的发端、延续、变异、断裂、新生、融合等等状态，都能从城市表征的现代性的发生、成长、变化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其三，美国传播学理论源头之一的芝加哥学派产生的历史场景，正是美国处于城市化进程的转折时刻，区别于传统小城镇的大型都市开始涌现。这也构成了芝加哥学派思考传播、媒介意义的一个基点——传统社区的有机共同体向城市原子化社会的转变。

传播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演化。“传播”（communication）是一个现代概念，在十四世纪产生时的意思是“聚会的方式”，到了十六世纪变成了“被传递的信息”（克琳娜 库蕾，2005：1）。在这个转变中，传播的重点从物质肉身在实体空间的“在场”、“相遇”，转向了跨越实体空间的虚拟信息的“传递”。威廉斯则考证说，传播这个词自十五世纪以来现代的意涵已经存在，是指“使普及于大众”。但从十七世纪末起，有一个重要的引申意涵，指的是“传播媒介、通讯工具”（雷蒙 威廉斯，2005：73）。这个概念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二十世纪后电视等“大众”传播方式的飞跃性发展（克琳娜 库蕾，2005：1）。也就是说，将传播主要地理解为大众媒介领域的活动，特别是传递信息的活动，不过只有百年的历史。

[作者简介] 孙玮，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1）“大众媒介与上海都市共同体建构”，项目编号2011BXW005。41

追溯传播意义的变化，需要回顾人类文明的初始状态。对于西方城市的源头古希腊，研究者发现，尽管尚未出现“传播”这个词，但传播几乎是与整个城邦的文明捆绑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交流提供了雅典文明的基础。语言、文字、话语的口语传播；广场、圣殿、剧场、体育学校中的公共交往，阅读、书写、公共碑文的文字交流，甚至公路、海路构成的城邦间交通，杂糅交融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克琳娜 库蕾，2005：1）。古希腊是许多交流技术的发明者。字母，通过罗马人几乎原封不动地流传至今。修辞学与西方文化同体。制作与传播书籍的机构是在古希腊世界成型的。古希腊是诸如戏剧和竞技会等大型宗教和文化聚会之场所的源头。古希腊发明了政治交流，它设置了有一定结构并受规章约束的公民大会。古希腊城邦制定了让最大多数人参与共同体的决策的制度。它也是在诸如广场和体育学校的特殊公共场所内，维持极度发达的亲善接触的地方。因此，古希腊可以从多个角度被视为一个“交流社会”（克琳娜 库蕾，2005：186）。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城邦本身就是媒介。

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早期，传播及其媒介，是多种形态彼此交融，难以分割的。古希腊的闲聊文明，是建立在广场（公共空间）、修辞学（话语实践）、城邦社团（公共组织）、公民大会（政治制度）交互融合的基础上的。城市空间的布局、建筑物的设计、人的公共交往、社会话语的交流以及城邦的政治制度是彼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不可分割，它们共同铸成了城邦文明。作为媒介的城市，缔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以及人类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近百年来大众媒介的急速膨胀，使得传播学领域对于传播及其媒介的理解，越来越多地落在文字、影像方式的信息传递上，传播学把修辞学从古希腊整体交流概念中剥离出来，并将口语传播意涵的众多面向之一——仅仅是之一的信息传递加以突显，渐渐地扩展至文字、及后来的电子媒介，传播的内涵因此不断被削弱、窄化。

将城市看作媒介、将传播视为人类存在方式的理念，在城市研究中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取向形成了对照。

之一，传播的意义不能仅仅从功能层面加以理解。传播学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默顿将“功能”理解为，有助于维持有机体的生命过程或有机过程（罗伯特 K.默顿，2008：93）。默顿特别强调，应该有限制地使用社会学的功能概念，否则功能取向的实质将会消失（罗伯特 K.默顿2008：97）。“一些具有仪式意义的公共集会和日常活动”被默顿排除在功能的定义之外（罗伯特 K.默顿，2008：91）。主观意向和客观类型的观察结果也要做出明确区分，功能是客观的结果，而非主观的动机（罗伯特 K.默顿，2008：97-98）。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美国学派把研究重点放在“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而经验地事实上”（罗伯特 K.默顿，2008：577），他们强调经验研究的真实性（罗伯特 K.默顿，2008：572）。在这个取向中，传播的意义被理解为大众媒介传递信息产生的可验证的客观效果，完全落在了工具性层面，人类对于传播意义的主观阐释被排除了。

在城市作为媒介的理念中，传播的意义决不仅止于此。比如，在古希腊的口语传播中，传播作为一种话语实践，除了传递新闻的功能性作用，还有着更多的丰富意涵。话语在社团里建立起了一种社会关系，被排斥在外和生活在边缘的人无法参与。话语不仅提供了公共辩论的基础，还建构了公共参与的公民意识（克琳娜 库蕾，2005：65-66）。话语实践的重要仪式——公民大会，作为重要的集体仪式，并非只是简单地决定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也宣示着整个城邦的价值观，是城邦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古希腊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将传播视为一种文化意义的建构方面，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对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导倾向“传播的传递观”进行了有力批判，“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扩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在于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庆典”（詹姆斯 W 凯瑞，2005：28）。但凯瑞的仪式观有两点未能完全脱离主流传播学，其一，传播的目标还是被设定为从社会结构出发的整合，未能完全脱离美国主流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其二，传播的方式扩展 …… 此处隐藏：330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