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语言与汉语的现代化.kdh

2010年9月第23卷第5期保定学院学报

JOURNALOFBAODINGUNIVERSITYSep.，2010Vol．23No．5

汪曾祺小说语言与汉语的现代化

杨红莉

（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5）

摘要：汪曾祺小说语言既体现出人物和其表达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又把这种关系表现得诗意盎然，从而产生了“返回民间生活”和“为生活语言去蔽”两种功能，实现了汉语现代化的审美理想。在汉语现代化的过程中，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接续了古代汉语以“天工”为宗的美学传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一种富有自然美和意蕴美的语言形态。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语言；汉语现代化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0）1674－249405－0076－06

一个失误、一个不幸引申到整个一生的种从一个细节、

“哭法”足以唤醒每一个有民间生活记忆的人。这种由此及彼、由小及大、由人到己的“哭法”其实正是民间“哭文化”的逻辑顺序。于是，“哭”在这里不仅成了文嫂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显示她的民间身份的方式，显示因此，这里的“文嫂”不是一个孤立的民间文化的方式。

个体，而是带着她所在的阶层的鲜明印记走向我们的生动的人。

小说语言既要能显示人物的身份及性格，即有“个性”，又要能够显示这个“个人”所在的集团的文化属性，即蕴涵“共性”，要让读者透过话语的窗口看到鲜活的人以及他所在的整个生活世界，这才是文学语言阅读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忍不住击节称的至高境界。

赏，原因正在于他的语言能够达到这一境界。比如身处上流社会的“斯文”文人金冬心（《金冬心》），用另一套话语方式：“‘诸位莫吵。雪翁此诗有出处。这是元人咏平山堂的诗，用于今日，正好对景。’他站起身来，朗吟出全诗：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富商程雪门对酒令时冒出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了一句毫无由头的“柳絮飞来片片红”，被众人嘲弄。此“救驾”。他才思敏捷，出口成诗，将原本时金冬心出场

无可理喻的“柳絮红”解得合情合理、意韵丛生，为程雪门挽回了面子，得到富商的“赏识”。事实上，金冬心极其斯文的言语背后隐含着极不斯文的目的：这次“救驾”为他挣得了千两白银，而这千两白银恰好为他急购斯文、才学、风雅本应心仪的兰花提供了必要的款项。

是成圣之道，在这里反成了金冬心获得金钱的途径和手段，成了他跻身上流的资本。所以，金冬心言语越是“斯文”，才华越是出众，其面目也越加可憎。在这里，金冬心假斯文真走狗的本相不需着意刻画，只要他开口说话，就自然经由读者的阅读想象构建出来了。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美众所周知，这种美源于音韵准确，但更在于其深层所体的和谐流畅，语词的简洁、现出来的文化与诗意内蕴。这种内蕴的流淌、荡漾使得汪曾祺小说语言与众不同，并成为汉语现代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语言形态。

一

在汪曾祺小说中，人似乎不是被讲述、塑造、刻画的，而纯然是展示出来的，展示的主要渠道是语言———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鸡毛》中，隅居西南联大的文嫂突然发现她借以糊口的鸡被一个大学生偷吃了，于是放声大哭：“啊呀天呐，这是我呐鸡呀！我呐……我寡妇笋壳鸡呀！我呐黑母鸡，我呐芦花鸡呀！失业几十年哪，……我呐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这之前，守寡几十年、和女儿相依为命的文嫂—女婿客死他乡。真所谓祸不得知她后半生的依靠——

单行，天灾人祸一起降落到了文嫂头上。可是，这个“人祸”竟然是在文嫂眼里“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先生”所为，这实在出乎文嫂的想象。此时此刻，连受打击、无依“哭”来表达无无靠的善良女人文嫂自然而然地选择了

助、无辜、委屈和愤怒。事实上，“哭”不仅是表达情感的无奈时的状态方式，在很多场合下，它还是人在无助、中应对灾难的手段，是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民间底层妇女们表达感情的最本能的方式。而文嫂从“鸡被偷”事件联想到自己“寡妇失业几十年”，从自己的命运联想到女儿的命运，从自己母女的命运再对比出大学生未来“做大事赚大钱”的命运，这

收稿日期：2010－07－23

作者简介：杨红莉（1969-），女，河北无极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主要

从事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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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莉：汪曾祺小说语言与汉语的现代化

显然，在汪曾祺这里，“说话”是人物自我展现的方式和途径，

“说话”就是自我亮相，就是向世界敞开一个烙刻着他的文化身份、社会地位的完整的自我，人物的语言就是人物的形象。

汪曾祺能够借助人物的“言说”引发读者对于对象及其全部生活的想象，能够让读者在想象中和人物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不仅人物通过说话进行自我展示，小说的叙述语言也能够向人物性格和身份靠近，也是显示人物的重要方式。汪曾祺这样叙述善于相马的宋侉子（

《八千岁》）：“他相骡子相马有一绝，看中了一匹，敲敲牙齿，捏捏后胯，然后拉着缰绳领起来走三圈，突然用力把嚼子往下一拽。他力气很大，一般的骡马禁不起他这一拽，当时就打了一个趔趄。像这样的，他不要。若是纹丝不动，稳若泰山，当面成交，立刻付钱，二话不说，拉了就走。”宋侉子相马只需一敲、一捏、一拽，的确“绝”；而作者叙述这个“绝”所使用的语言也同样够“绝”

：“敲敲”、“捏捏”，多么的从容悠闲；突然用力一拽”，又是多么的成竹在胸；而一旦看好，则

“当面成交，立刻付钱，二话不说，拉了就走”，干脆利落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干脆利落的性格是多么一致！在这种和人物精神完全协调统一的叙述方式中，并不需要更多的笔墨去刻画性格。

在《徙》中，汪曾祺给没落潦倒的教师高北溟所设置的叙述语言是这样的：

“墓草萋萋，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四个四字句连用，形成一种连续的挽歌似的叙述语调，一个旧知识分子壮志难酬、抑郁终生的悲剧命运达到了高潮。古雅、哀婉的叙述语调和孤傲、纯粹的旧文人形象在这里汇流，成为高北溟其人、其气、其命运的最准确、形象的展示。

总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作者（叙述人）既不用自己的话语代替人物的话语，也不让人物和叙述人分裂开来，各说各话，不是制造“独白”的世界，而是将小说）看作是对人物的自我呈现，将人物的自我呈现看作是小说的应有之义，于是，在汪曾祺的小说里，人以及他的生活就如其本来的样子敞开着、

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美首先来源于对人的文化身份、性格的深刻把握及准确展现，来源于他为小说语言所设定的最重要的目标：返回民间生活，恢复并彰显人的真实的、日常的、如其所是的存在方式。从这一点上看，汪曾祺的小说几乎达到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表达了个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的哲学高度。

二

汪曾祺努力返回民间生活，决不意味着他的小说完全等同于粗糙、

无序的日常生活原生状态。汪曾祺在“返回”、“恢复”、“彰显”的同时，始终未曾放弃个体知识分子身份及其参与，总是在以其多元的文人素养对民间生活进行着凝聚与提纯，并对其进行准确地、不可更易地表达。

汪曾祺说：“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差的语言，只

有一个标准，就是准确。”[1]

“准确，就是把你对周围世

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词儿表达

出来”[1]。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准确”首先是对表意的要

求，即把要表达的观察、感受表达得清楚、明白；其次，“准确”还指“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词儿”来表达，是指恰当、精炼、唯一性，因为“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

法，作为一个作者，你就是要找到那个最好的说法”

[1]

。最后，“准确”所要表达的是“你对周围世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即要表达的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对象，而是人和人、人和整个世界的关系。

“准确”是汪曾祺用来概括文学语言的一个非常高的审美标准，将简练、生动、意蕴等都包含在内了。汪曾祺对语言“准确”的要求，实际上暗合于伽达默尔的“语言的思辨性”

要求，也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诗性要求殊途同归。

汪曾祺说：“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

广阔。

”[2]

因此，汪曾祺是超越了普通的修辞炼句而从文化的高度上来讲究语言的准确性的。

正在这样的文学语言观念下，极其普通、平凡的词却传达出了不普通、不平凡的意味。

小说《侉奶奶》里的侉奶奶一年到头、一天三顿喝稀得照得见人影的粥，吃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只有在她过继的侄子牛来看她时才变一变样：

（他）带了三斤重的一块锅盔。娘看见牛来了，就上街，到卖熏烧的王二摊子上切二百钱猪头肉，用半张荷叶托着。另外，还忘不了买几根大葱，半碗酱。娘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山东饱饭。

文中“结结实实”四个字用的就极其准确。一般而言，

“结结实实”用来形容身体壮实，常作形容词使用。在这里被汪曾祺借用来作副词，描述侉奶奶娘儿俩吃饭的状态，一方面说这饭本身“结实”，三斤锅盔、猪头肉、

大葱、酱，和稀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咸得发苦的腌萝卜比，这顿饭的确“结结实实”得很有份量；其次，“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传递出了这娘俩吃饭时投入专注的神态。可以想见，正是在此时此刻，正是在娘俩眼里如同过年过节的这样一顿饭，才使他们暂时摆脱、忘记平常生活中的苦涩、琐碎、贫穷、牵挂和分离，而投入到对母子团圆、一顿饱饭的想象、期待和享受中。孤苦、寂寞的侉奶奶该是怀着怎样的温情去很少光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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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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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肉摊子上买来二百钱的猪头肉，母子相见的这一顿饭又是如何抚慰她孤老的心灵。

于侉奶奶而言这样的一顿饭是亲情的满足，是节日的满足，更是精神的满足。

这样的文字，会令人感到生活的悲苦和亲情的温馨：只不过是锅盔、猪头肉、大葱、酱，就足以让辛苦、善良的母子“结结实实”地享受一回，他们对生活的期待该是多么微渺；这也正是日常生活中让人既感悲凉但又透着脉脉温情、无可奈何但又略感慰藉的生活场景和心理刻画。于是，“结结实实”四个字就把人的生活方式、

精神状态准确地传达出来了，同时，将一个丰满、充盈的生活世界也暗示出来了。

宗白华说：“‘真’要融化在‘美’里。”[3]59

在汪曾祺

这里，

“真”即是对于民间生活文化特征的把握，“美”即是以那个最好的方式表现出这种特征，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是将生活之“真”与艺术之“美”融合为一体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如宗白华所言，是从逻辑语言走到了音乐语言[3]58。

同时，人物借自己的语言所建立的形象及生活世界又是隐形的，需要读者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想象出来，所以，小说始终召唤读者的建构，依赖读者的参与、

领悟，以便将不在场的部分填充出来。而这种从在场到不在场的想象和建构过程，其实正是小说的诗意所在：“诗意的最高处在于引人从有形有象有言的东西（有限）中进入无穷无尽、永无止境的‘无垠’）‘冥漠恍惚之境’；前者是显现于当场的，后者是隐蔽的、不在场的，言在显现的有限，而意在隐蔽的无限，这无限的隐蔽物就‘含蓄’于显现出来的有限

物之中。”

[4]186

总之，作为独特的语言形象，汪曾祺的语言一方面是民间生活的本真呈现，另一方面，又是汪曾祺独特生活观念、文学观念的审美提炼。生活化追求使汪曾祺的语言能够暗示生活整体，激发着读者对于生活世界的想象；艺术化追求则使汪曾祺的语言如山涧之水，清清淙淙，又如新月初升，清新俊朗。因此，汪曾祺小说可以约略称之为

“诗化生活型”语言。三

汪曾祺的“诗化生活型”语言有两种内涵和功能，即“返回到民间生活世界”和“为生活世界去蔽”。

和现当代以政治意识形态导向为主流的小说语言相比，汪曾祺小说语言以人的本真存在方式为标准，着力呈现民间日常生活状态下的人的存在方式，使小说语言重新回归人的日常生活层面。汪曾祺在《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中表达了他的文学语言原则，即接近生活语言”。在汪曾祺看来，文言语（“唐人小说的语言”）、欧化语（“梅里美式的语言、屠格涅夫式的语言”）、文人化语言（“徐志摩式的‘浓得化不开’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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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都与生活有距离，不符合生活实际，因此，不应该是小说的语言。

小说的语言应该“趋向于简洁平常”，“力求使自己的语言接近生活语言”。对于语言生活化的自觉追求，使汪曾祺与老舍、赵树理等人一起促成了文学语言向日常生活语言的回归，并与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时代要求相一致。这是在汉语现代化过程中，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第一个贡献。

但汪曾祺在实现小说语言向日常生活回归的同时，并没有丧失文学语言的艺术生命力。汪曾祺说：“要在平平常常的、人人都能说的、好似平淡的语言里

边能够写出味儿。……难就难在这个地方。”[1]

在“好似

平淡的语言里边”

写出“味儿”，是对完全忠实于生活原生态的语言的超越。

和民间的白话语言相比，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始终保持着诗化的维度，从而，其小说语言既有生命的鲜活，也跨越了生活的滞重而直抵诗性语言的“神韵”，接续了中国古代汉语的审美传统，实现了对民间日常生活语言的诗化和审美化。这是在汉语现代化过程中，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第二个贡献。

对民间日常生活，汪曾祺真正做到了既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于是，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既能表现民间生活的神韵，又超越了民间日常生活的混杂、

多义、繁复、无序等原生态；既能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对生活的审美表现，又超越了个体知识分子的审美自恋情结。

四

汪曾祺既富天然美又充满文化意蕴的语言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汪曾祺吸收了哪些审美元素、文化资源，才形成了他的韵味丰富、自然纯净的小说语言？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审美熏陶。汪曾祺具备相当系统的文言文功底，对桐城派古文情有独钟，童年就曾“背诵过百多篇”桐城派古文。汪曾祺说：“桐城派在五四时期被斥为

‘谬种’。但这实在是集中国散文之大成的一个流派。从唐宋古文到桐城派都讲究‘文气’。我以为这是比结构更内在更精微的美学概念。

我的小说的章法受了桐城派古文的一定影响。”[5]

的确，我们从汪

曾祺小说的各个方面都能看到桐城派的影子。桐城派重“神韵”、尚简洁、重文气的理论及实践成为他的“童年记忆”，对他的影响可谓直接而且深远。青年时期，汪曾祺曾专攻《庄子》。《庄子》“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语言观念及其“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的语言风格，对汪曾祺的影响显然也不可低估。汪曾祺还曾说：“我的小说受归有光影响是很深的”，这也并非虚言。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

“能于不紧要之题，说不紧要之语，却自风致绝然”[6]，

（

“

杨红莉：汪曾祺小说语言与汉语的现代化

这些显然也正是汪曾祺语言的特征。再看汪曾祺旅游踪迹中随处题写的诗文，更可以看到唐诗宋词的韵律和意境对他的熏染，也可以寻见明代灵趣横生的小品文的踪迹。

总之，从庄子到归有光，从唐宋风韵到“桐城派”，从诗文到小品，汪曾祺接受了中国古代“元典精神”中趣味最为雅正的文化精髓的熏陶①。从而，“神韵”、“神气”已经深深地积淀在他的原始记忆和童年经验中，成为他用来观照白话文的一个隐在的参照系。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评价汪曾祺“下笔如有神”，这个“神”正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得来的。

其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滋养。汪曾祺说：“我在大学念的是中文系，但是课余时间看的多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的译本。

俄国的、东欧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西班牙的。如果不看这些外国作

品，我不会成为作家。”[7]

20世纪40年代，

汪曾祺初入文坛，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盛行之时，纪德、阿左林、沃尔芙、

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对他影响尤其巨大[7]。欧化的翻译体文学作为一种流行语体当然在他身上起过很大的作用，这从他整个40年代的创作中都能找到证据。

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话语方式，直接影响了汪曾祺，给他的小说语言增添了来自异域的现代的营养成分，使他能够比较容易进入到对现代日常生活场景的呈现之中，并构成他的语言审美源泉中不可忽视的一极。

直到1988年，汪曾祺仍然认为自己的写作中有西方的影响，说：“我现在有时也偶尔还写一点很难说是纯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在通体看来是客观叙述的小说中有时还夹带一点意

识流片段。”

[7]

第三，民间语言的生活质地。20世纪40年代，正值大众语文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大众语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正为理想的语言形态勾画种种蓝图。40年代，汪曾祺在古典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学的双重影响下，一方面努力汲取中西文化资源的优长，同时，他也不时地将目光超越自我投注到民间，并开始向民间生活中寻求语言资源，尝试用民间大众语言书写民间生活形态。并且，他的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民间生活者的鲜活的声音，尤其当我们读着老鲁那生机勃勃的诸如“我的精神是顶年幼儿的来”的时候（《老鲁》），当我们在汪曾祺语言的魔力下想象着余老五

“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的炕鸡场景的时候（《鸡鸭名家》），可以设想，到40年代中期，汪曾祺其实已经带着熔铸在他身上的中西贯通、

雅俗融合的多种审美元素，从活生生的民间生活中探索到了一条通往文学艺术殿堂的语言之路。之后，汪曾祺将审美的目光投注到广泛的日常生活世界：他称接生婆“轻车快马，吉祥姥姥”的广告为诗，对农村小媳妇求子的祷告词称赏不已②，从“拉大锯，扯大锯”的

儿歌中获得韵律的快感，认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

的交通安全宣传语“不能增减一字”，因而可以“悬之国门”。如此，“既从现实生活取得源头活水，另一方

面又从传统文化取得滋养”

[5]

，“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7]

，从各个方面汲取的语言活元素不断进入汪

曾祺的小说，成为他的文学语言里重要的生命资源。

最后，汪曾祺在语言上的成就与他明确的语言本体观念相关。传统的语言观念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分裂的，语言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中国几千年来的“言意之辩”

就隐含着这样的观念；在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体系中，语言更是思想的工具；“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固然使得语言成为了当时的中心话题，但也没有超越工具论观念。

在现代语言学的视野下审视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显然，它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在这种语言背景下，我们看到，汪曾祺其实很早就具有了语言本体观念。在1947年，汪曾祺说：“一个短篇小说家是

一种语言的艺术家。”[8]

这一年，汪曾祺27岁。1981年，他又说：“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9]

在当时仍

然是

“思想第一”的主流话语中，这样的声音尽管未被注意，但今天看来却振聋发聩。1986年，汪曾祺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思维的语言和写作的语言应

该是一致的。”[10]

同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直接以

语言是本质的东西”作为小标题[1]，表达他对于语言的认识。1987年，汪曾祺说：“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

就是写语言”[2]。1988年，

汪曾祺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

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7]……罗列

这些无非是证明一个问题：汪曾祺自文学创作之初就确立了语言本体论观念，并且从没有放弃或忽视过这种观念，语言本体观使汪曾祺从文学创作初始就走着与众不同的道路。

对语言重视到这种高度并且身体力①冯天瑜把四书及诸子著作称之为

“元典”，认为“文化元典凝结着该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并将该民族的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第一次上升到自觉意识和理性高度，从而规定着该民族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又通过该民族特有的象征符号（民族语言、民族文字及民族修辞体系）将这种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物化成文字作品，通过特定的典籍形式使该民族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并对其未来走向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

。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5页。②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说，一个小媳妇到娘娘庙求子，她跪下来祷告说：“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汪曾祺称赞说：“这是我听到过的祷告词里最美的一个。

”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全集：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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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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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恐怕是少有的。这并非为了证实汪曾祺的天才创建，而是要把汪曾祺置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和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去领略他的孤独和寂寞，并认识他在这种孤独和寂寞的前行中的贡献。

从民间生活中获取活的材料，从古代文化传统中获得审美的理想，从西方文学中汲取新变的技巧，从前人的探索中获得启发。在广泛吸收并整合各种语言资源的同时，汪曾祺已经为现代汉语作出了接近古代汉语所创生的审美境界的努力。

尤其是既认同民间文化，又不放弃知识分子身份，这种“双向度认同”的文化姿态，使汪曾祺来自不同质的文化资源既互相补充又互相牵制，使他既能汲取民间生活语言的质朴，又能发挥知识分子的审美提纯和创造功能，既能避免日常生活语言的过分浅白，又能避免文人式话语的过于自恋，从而为现代汉语创生了一种具有清水芙蓉之美的新的语言形象”。

五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实践其实一直未曾离开过汉语现代化的轨道。对照当初白话文运动主将们对于理想国语的设想，我们更能看到汪曾祺不可替代的贡献。1925年，

周作人曾提出“理想的国语”的形态。他说：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

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①在周作人

的心目中，理想的白话文是以口语为基础，广泛吸收来自古文的、

西文的各种活的因素而形成的既能表达现代人的情思，又具有艺术之美的语言。朱经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

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文之精华，弃却

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11]68刘

半农也说：

“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所具之优点尽为白话所

具……”

[12]

可见，在白话文倡导者心目中，始终有一个对于白话文的理想，理想的核心是“活语言”，手段是借助古文、口语及外来语，目标是达到同文言文相同的审美境界。而当我们一边品味着汪曾祺出于人工、合乎天籁的小说语言，一边回想着20世纪初期白话文领袖们对于“理想的国语”的设想时，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实践其实一直未曾离开从“五四”白话文到大众语文运动的汉语现代化的方向，并且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并证实着这种方向的可能，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汪曾祺以民间生活中活的语言为来源、

以古典美学的“神韵”为文学语言的审美标准、80

借鉴西语的种种技巧方法所创生的“诗化生活型”语言几乎是对上述理想的可能性实现。

从汉语言史和文学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汪曾祺比较成功地将白话文和文言文接续起来了，并为白话文及白话文学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审美空间，从而将中国语言的审美传统接续起来。

在《新科学》中，维柯把语言作为开启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奥秘的钥匙，认为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从“无知”到“有知”地进入一个世界，也就是进入了语言的

“寓所”。那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全部工作就是要用语言为人类搭建一所审美的和人性的“寓所”

。汪曾祺把中国传统的感性的、审美的这一流脉与来自西方的艺术观念兼收并蓄、

整合为一，他的这间文学“寓所”，是由来自中国古典文化、中国民间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三种话语体系合力构建的。

总之，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语言地形图上，汪曾祺的贡献在于：他以认同民间生活又不放弃自身文人身份的双向度文化姿态，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一种富有自然美和意蕴美的

“诗化生活型”语言形态，并和以朱自清、

徐志摩、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人的“浓墨重彩”“、绮丽细腻”的语言，和鲁迅刚倔骨立的语言，和赵树理朴素直白、幽默风趣的语言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文学世界中多元共存、

相得益彰的语言形象格局。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一方面是对远离人的日常存在状态的超生活语言的反拨，另一方面也突破了过分接近和沉溺于生活原型的胶着化的语言。从汉文学语言现代化过程来说，如果说鲁迅开创并奠定了白话文学汉语的基本形态，沈从文、老舍、赵树理等各自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从而使白话文的现代化、文学化成为可能的话，那么，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则是接续了古代汉语以天工”为宗的美学传统，是中国审美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更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一种富有自然美和意蕴美的语言形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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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115页）

①见周作人《理想的国语》，国语周刊，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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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林，张琳芝：学习风格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偏好层次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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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出版社，2007.

OnDiscussionofAnalyticalAnalysisofTeaching

PreferenceforCollegeEnglishBasedonReid’sLearningStyles

WuLilin,ZhangLinzhi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Changsha410114,China）Abstract：Inthisresearchtheauthorstrytousethemethodof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AHP)tosequencetheteachingpreferenceelementsforcollegeEnglishfromtheaspectsofvisual,auditoryandtactilestylesmadebyReid’s.Thesubjunctiveassessmentofteachingpreferenceelementsareexpressedbytheformofquantitysothattheteachingpreferenceelementsaresequenced.Itcanprovidesuchconstructiveadviceasteachingmethods,proceduresandstrategiestomeettheneedofstudentsintermsofteachingprocedures,teachingmanagementandteachingstrategies.

Keywords：teachingpreference;learningstyle;modelofanalytical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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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C］//.汪曾祺.汪曾祺全集：5.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汪曾祺．自报家门［C］北京//.汪曾祺.汪曾祺全集：4.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C］//.汪曾祺.汪曾祺全集：3.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汪曾祺“：谈语言［C］．揉面”//.汪曾祺.汪曾祺全集：3.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0］汪曾祺．用韵文想［C］北//.汪曾祺.汪曾祺全集：4.北京：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朱经农．致胡适［C］胡适文集：人民文//.胡适：2卷.北京：

学出版社，1998．

［12］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C］//.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

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WangZengqiNovelLanguageandChineseModernization

YangHongli

（CollegeofLiteratureandCommunication,Shijiazhuang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35,China）

Abstract：WangZengqinovellanguagenotonlyhasshownthepersonageculturedignityaccuratly,butalsohasproduced

twokindsfunctions,thatis“returningtopopularlife”and“gettingridofdeciveofpopularlifelanguage”,andhasrealizedthebeautyidealofthatmodernChinese.ThelanguageofWangZengqinovelhasfollowedtheaesthetictraditionofChina,hasprovidedonekindofalmostcloseidealappreciationofthebeautyformprocessofbeingmodernizedinChinese.

Keywords：WangZengqi;novellanguage;Chinese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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