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蔡京：治国之才为何成千古奸相(4)

政事，为防止宰相专权，所以重谏权以牵制之。当相权与谏权发生矛盾时，皇权从中调节，不让一方势力坐大，让双方处于大体均衡状态。同时相权、谏权又对皇权形成一定制约。形成了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局面。因此，即使逢迎讨好皇帝或者执政宰相，也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制衡，危害有限。而同时，在这个格局下，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才能的发挥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睐。

另一方面，宋仁宗朝政风宽和，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不罪言者。政治斗争中的各方势力均有较高底线，对于权力斗争的失败方一般贬谪较轻，没有形成你死我活的态势。相反，对于不同势力的官员，反而能根据其才能进行整合使用，如吕夷简对于政敌范仲淹，也以国事为重，予以重任并加以保护。如果蔡京于此时步入政坛，耳濡目染的是这样宽和和相互妥协的为政之风，是否还会形成现实中的“奸臣”，恐怕可能性会大大降低。相反，他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将得到最大的发扬，成为张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蔡京悲剧的原因：专制制度使个人才能只能服务于皇权

蔡京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之人，但他的聪明却用于投机、聚敛；蔡京又是一个才华出众之人，但出众的才华只用于馅媚、钻营，美才也难掩他无耻的丑行。正是因为他的才具、他的聪明、他的投机、逢迎和聚敛，才博取了徽宗对他的信任和宠幸。但不管蔡京任相时间如何长，其权势如何薰天，在徽宗面前，蔡京只是一名奴才而己，他的权力都从属并服务于皇权。蔡京也正是明白这一点，所以才先后四次任相。在位期间，蔡京在对朝政专权的同时，对徽宗都是看其脸色行事，一切投其所好。而徽宗这位风流天子更非傀儡皇帝，在他重用邀宠的佞幸以外，还是享承祖宗的教条，对待蔡京极为猜忌和防范，并且将朝廷政事最后决定权和宰相任免权紧握在自己手中。

蔡京是徽宗朝最得宠之臣，其前后累计任相时间最长，但徽宗仍先后四次将他罢相。而蔡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由此看来，徽宗对宰相任免权抓得甚紧，而蔡京也不过是徽宗随时可任免的一个棋子而己。

徽宗对蔡京看得非常透彻的，既看到了蔡京的聪明能干，也看到了蔡京的投机、聚敛；既看到了蔡京出众的才华，也看到了蔡京的谄媚、钻营和狡诈。这是蔡京和徽宗两人关系的基础，蔡京的屡罢屡起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蔡京在徽宗前“含垢忍耻以偷嬉宴”，其目的是换取荣华富贵。得到这些以后，他又势必转嫁于百姓身上来补偿自己。由此看来，朝政腐败也就无可避免。（摘自《蔡京与宋徽宗朝之政局》，作者：刘美新，暨南大学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

正因如此，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就是官僚完全依附于君主，毫无任何独立性可言。由于他们只是作为工具代人主去处理各种事务的，因此其政治地位及所有用的巨大权力优势随时候可能化为乌有。官僚的经济地位是与其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官僚的政治地位不稳定，其经济地位必然同样不稳定。这也是蔡京等官员必然走向以权谋私的贪腐之路的原因。（摘自《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作者：刘泽华等，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简言之，正是宋神宗开始形成，至宋徽宗朝完全推至巅峰的皇权独大，控制一切的政治制度，才是产生蔡京这类“奸臣”的根本原因。徽宗朝制度逼出来的奸臣：皇权专制下控制一切的大政府使其无路可选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王安石变法时期，新旧两党设计的国家结构是不同的。王安石构想了一个国家，不存在政府与社会、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差别。国家制度能够满足所有人共同的渴望和需求。但司马光的目的在于确保建立在现存社会基础上的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国家的生存。为了实现这一点，他试图完善政府结构和运作，明确划分了公共的、制度性的责任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并力求阻止两种利益之间相互侵蚀。

王安石相信公共权力应该能对私人利益发号施令，司马光则认为这会毁坏资源，使人们与政府作对，政府便不可能维持国家的秩序。但王安石认为，司马光努力仅仅是为了保护公共领域使其不受私人利益的影响、完善政府管理，而这并不能实现任何具有恒久价值的目标。在实际操作中，两者都认为国家包括政府（朝廷、文官、武将、法度等）和社会（士、农、商等）。而且两者都设想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政府的政策将（或好或坏地）直接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观及物质福利，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运用他们的学识决定政府该如何行动。两人对国体的认识不同，而且，对政府和社会间应形成何种必要的关系以建立并维持那种国体，两者的理解也不同。（摘自《政府，社会和国家》，作者：〔美〕包弼德，载《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简而言之，就是“旧党设计了一个小规模政府，而新党则设计了一个全能的政府，试图从上到下地以政府之力推动社会改造”（《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底2期，作者：包伟民，原题：《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

而宋徽宗时代正是“绍述父兄”，按照新党的思路将这种全能的大政府发扬到极致的时代。无所不包的政府公权已经对私人利益乃至思想领域进行了控制。而如此之大的权力，又有效的掌握在皇帝宋徽宗自己的手上，这就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官员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走上讨好奉迎皇帝这一条路。当我们看到元祐党人碑上那些真假党人的下场的时候，就能知道，在当时，只要步入政坛，就以无路可选，无法迎合皇帝的下场就是连侧身而去的退路也没有。换句话说，蔡京以及同时一帮佞幸奸臣的出现，实际是宋徽宗朝皇权专制控制下肆意弥漫的政府公权力逼出来的。 在中国政治中，有一笔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各级官员即便是“考”出来的，那也只不过是当官的“资质”而已，并不表明获得权力，真正的官衔最终要由上级任命。所以，上级能不能发现你、任用你，成为仕途临门的关键一脚。

于是，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为上级服务”作为其核心任务。

任何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认识到，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

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成功先例，但这绝不占那些“成功官员”的主流。不做事而“会做人”的官员照样升迁，而能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升迁无望。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定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者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能够呼风唤雨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仅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

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由此，你对逆淘汰过程中“说假话的战胜说真话的”就很好理解了。下级对上级报喜不报忧，一切皆因用人体制使然。正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事制度的确立。才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避免有悖常理的逆向人才淘汰，对上谄媚，对下轻慢，必然成为古代各级官员相处和相交时的常态。

如果失去了制度合理这个前提，从人的欲望角度深究逆淘汰的成因，则逆淘汰甚至有存在的合理之处。

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而人才们往往仗着 …… 此处隐藏：217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