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蔡京：治国之才为何成千古奸相(2)

了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发展方向，北宋以后盐、酒等专卖制度也相继沿着这一专卖模式演进。（摘自《史学集刊》2010年底6期，作者：吴树国，原题《北宋蔡京茶法改革新论》）蔡京建立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慈善事业独步帝制时代

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重点是60岁以上无人赡养的老人，还包括孤儿、流浪儿童、残疾人以及基本生活无着的难民饥民。这类机构的名称叫居养院。一类是专门负责收治无钱治病的病人，即所谓“以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者”。这类机构叫“安济坊”。病人进安济坊后，予以免费治疗。还有一类机构，专门负责埋葬居养院与安济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会上“孤老馁疾致死”后“暴露沟堑者”，叫“漏泽园”。为此，漏泽园还有专门由官家花钱购买的墓地。

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设置是自上而下，遍布全国之“各府、州、县、军、监”，构成一个网络。更难能可贵的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还有一整套以成文法形式规定的制度。

宋代救济机构构成一个网络，有一套较完备制度，因此，可谓领今日救济制度风气之先已日久。宋徽宗在政和二年曾御笔：“鳏、寡、孤、独有院以养，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这与今日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民生目标相比不仅毫不显粗陋，反倒历久弥新。

总体上看，宋代社会救济制度一直较为完备，也非常有价值，但中间也经历了几起几落。而这种起落都与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这个人就是《宋史》中已盖棺定论的奸相蔡京。

蔡京为人之奸诈、为官之贪腐、为相之误国，历史早有定论。但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之设置却有他的功劳。《宋史》有明确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院……三年，又置漏泽园”，以践行孟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之旨。为推行这一民生举措，蔡京连下命令，雷厉风行，各级救济机构迅速得以设立。崇宁五年，蔡京所代表的新党右派失势，自己也被罢相转而任一闲职，保守派迅速全面反击，连同蔡京推行的民生新政也都受到拖累，社会救济机构的扩张受到挫折。至大观元年，蔡京转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再次回到权力较中心位置，在其影响下，社会救济机构进入改进和完善时期。期间为加强对机构的管理，政府还特别在居养院和安济坊各派驻军典一名。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度罢为中太亿宫使，离开权力中心，旧党再度回潮，蔡京力推的社会救济也因此再度废弛。政和二年五月，蔡京复辅政，在其心腹何执政帮助下，重新恢复居养、安济等法，社会救济机构得以重建。宣和二年，蔡京彻底告别权力中心，社会救济制度很快被破坏。一直到南宋王朝建立，又缓慢得到恢复。

社会救助制度本是得民心之举，仅因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几度存废，这充分证明了当时在大制度的人治本色下社会救助制度的尴尬处境。更可叹的是，旧党反击蔡京为代表的新党推行社会救助的理由竟然是：救助太过、太广，鼓励了偷懒，荒废了正业。所谓“不养健儿，反养乞丐”；“天下穷民，饱食暖衣，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不管活人，只管死户”云云。还有旧党人士以少数冒领、冒滥以及机构内部贪腐案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整个救助制度。正因此，虽然旧党相对于新党右派总体上占据道德优势，但后世顾炎武回顾这段历史时仍感叹旧党“因人废法”的做法不妥。金中枢教授更直言，“京纵不仁”，但社会救济新法则“非私惠、小慈可比”，“实仁蔡京四度为相的根本：掌握皇帝意图后迎合取悦

作为奸臣，蔡京最擅长取悦或迷惑皇帝。他深知，宋徽宗是大宋最高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