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与二十世纪的明史研究(2)

編纂了《明實録資料選編》。20世紀80年代初，還主編了《明清史資料》(29)。在所有整理出版的明史資料中，最重要的是清官修《明史》的點校與出版。

1952年，因院系?{整，鄭天挺離開北大，來到南開大學，主持歷史系工作。他將北大嚴謹、踏實的治學風氣帶到南開，從此也奠定了南開歷史系良好的學風。1956年，創建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乃是1949年以後中國最早建立的研究機構之一，從此開創了南開明清史?研究的傳統。南開明清史研究室成立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主要從事標點、校勘《明史》，這是當時整個“二十四史”點校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五十年代末開始，中華書局就計劃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由全國高校著名歷史學家主持相關工作。清官修《明史》乃指定鄭天挺負責。點校過程，最初由南開歷史系林樹惠、朱鼎榮、傅貴九等承擔，後來鄭克晟、湯綱、王鴻江也參加。鄭天挺制定原則，解决疑難，審核成稿。

爲盡快完成校點工作，1963年9月底，鄭天挺與負責其他史書點校的學者，一同居住在中華書局西北樓招待所，在中華書局工作近三年時間。他以札記的形式寫成《明史零拾》數十篇，并打算《明史》點校完成之後，將其整理出版。(30)内容涉及《明史》的成書經過、史實考訂、與其它史書的比對、字詞糾謬、文字斷句等等。後來有部分取名《明史讀校拾零》，收入《探微集》。閻文儒説：“《明史讀校拾零》共四十餘頁，雖名爲拾零，實以百衲本《明史》爲主，與明歷代《實録》、《明一統志》爲主，《寰宇記》、《遼東志》、《禮記》、《漢書》等，互相校正得數百條，由洪武至崇禎，二百七十餘年，能按年校正其不同之處，誠清代漢學家所少見者。”(31)即如《明史》中之《太祖本紀》中，有一條“是年，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32)，鄭天挺考之曰：

《太祖實録》卷一，張士誠據高郵係於至正十三年五月，稱誠王係於十四年

正月，《史稿》紀一與《實録》同，惟十四年正月作十四年春。《明史》卷一二三《張士誠傳》作“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佑，是歲至正十三年也”。案：《元史》卷四三，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建國、建元均系於至正十三年五月乙未，《明史》紀傳均從《元史》。(33)

可見，爲考證張士誠據高郵稱王的時間，鄭天挺參考了多種材料，發現此條史料與《明太祖實録》和《明史稿》皆不符，而考出其原來出自《元史》，揭示了《元史》對於清修《明史》也相當重要。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儘管《明史》點校工作尚未完成，鄭天挺被迫回到南開大學，致使《明史》點校工作停頓下來。“文革”後期，中華書局重啓“二十四史”標點工作，校方却以“文革”爲理由，不同意鄭天挺再前往中華書局完成未竟之工作，中華書局只得另請白壽彝、周振甫與王毓銓負責完成，在點校過程中，他們時常與鄭天挺聯系，往來商榷。1973年鄭天挺審閲《明史》三校稿，又提出了不少意見，他的工作本“復校異議”百餘頁，詳細記載復校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張廷玉《明史》點校本，終於在1974年4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姜勝利在談到1949年至“文革”結束前近三十年的《明史》研究時，指出：當時《明史》研究陷入沉寂，幾無力作問世，“這時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在鄭天挺主持下??完成了《明史》的標點和校勘，并於197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34)可見，標點本《明史》的出版，乃是那個時期《明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術貢獻。

20世紀出版了不少明史史料，但最基本的莫過於點校本《明史》的問世，因爲這是研究明史最基本的史料，也是學習明史的入門典籍。點校本《明史》的問世，對剛剛邁入明史研究的學生們來説，大大開啓了方便之門，提高了他們的

學習興趣。(35)《明史》點校這項工作，主要是在鄭天挺領導之下完成的，而且完成於風雨如晦、學術暗淡的“文革”期間，因此也奠定了鄭天挺在20世紀明史學界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