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与二十世纪的明史研究(11)

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701頁。

(38)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一册，第285頁。

(39)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五册(1940年)，第106頁。

(40)(41)(42)(43)(90)(91)(92)(93)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四册(1939年)，第19-20頁、第80頁、第84頁、第86頁、第123頁、第125頁、第207頁、第208-209頁。

(44)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四册(1939年)，第94-96頁。有關此事在臺灣傅斯年紀念館中，亦發現相關資料。參見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年，第105頁。

(45)鄭天挺：《自傳》，吴廷璆等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700頁。

(46)轉引《學者、教育家的典範：鄭天挺教授百年冥誕紀念(代序)》，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頁。

(47)鄭天挺的學術卡片皆以這樣的方式寫的，在已出版由王曉欣和馬曉林整理的《鄭天挺元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中，有詳細的説明。

(48)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三册(1938年)，1938年12月8日日記，第490-491頁。

(49)引自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未刊)。孟森在《明史講義》中，分“開國”、“靖難”、“奪門”、“議禮”、“萬曆之荒怠”、“天崇兩朝亂亡之炯鑒”和“南明之顛沛”等七章，叙述明朝歷史。雖然并未説是嚴格的分期，但也略可窺見孟森的分期原則。商鴻逵在《讀孟森〈明清史講義〉》一文中介紹，孟森於明史大致分三個時期：初期爲洪、永、熙、宣，中期爲正統至隆慶，末期爲萬曆至崇禎。參見商鴻逵：《明清史論著合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50)陳生璽：《史學大師鄭天挺的宏文卓識——紀念鄭天挺百年誕辰》，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307-308頁。

(51)鄭天挺：《明清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第12頁。

(52)鄭天挺：《清史簡述》，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第249-251頁。

(53)鄭天挺：《明清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第11頁。最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學術界將16世紀以后的明清時期，稱爲“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時期，强?{市場與商業的影響以及中國自身社會與文化中的現代性因素，與鄭天挺的説法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性。參見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趙世玲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司徒琳、萬志英：《兩卷?本前言》，第4-5頁。

(54)鄭天挺：《明清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鄭天挺：《及時學人

談叢》，第9-19頁。

(55)鄭天挺：《關於徐一夔〈織工對〉》，最初於1958年發表於《歷史研究》第1期，後收入《探微集》中。

(56)鄭天挺：《明代的中央集權》，《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第53-59頁；又參見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之《明代的中央集權、内閣和六部職權的消長》，第24-35頁。兩篇文章大同小異。

(57)以上引文皆參見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未刊)。

(58)《學者、教育家的典範：鄭天挺教授百年冥誕紀念(代序)》，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1-2頁。

(59)羅繼祖：《憶鄭毅老》，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43頁。

(60)參見南炳文：《推動歷史學科發展的三十年——鄭天挺教授在南開大學》，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210-225頁。

(61)任繼愈：《西南聯大時期的鄭天挺》，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200頁。

(62)田餘慶：《憶鄭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98頁。

(63)田餘慶：《憶鄭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98頁。

(64)戴逸：《我所了解的鄭天挺教授》，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21頁。

(65)鄧鋭齡：《憶鄭毅生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15頁。

(66)有關鄭天挺的講課卡片，現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正在整理之中，將陸續出版。其中，明史講義的學術卡片，目前整理出來的篇幅近四十萬字，涉及明史的諸多方面。

(67)引自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未刊)。孟森：《明史講義》，“商傳導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此書第一編《總論》，分兩章，第一章《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第二章《明史體例附明代系統表》，乃是分析清官修《明史》的體例、意義與學術價值。

(68)熊德基：《鄭天挺的“身教”永志難忘——敬悼鄭毅生老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45頁。

(69)馮爾康：《從學瑣記——兼述鄭毅生師的學術成就》，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321頁。

(70)程溯洛：《懷念鄭毅生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41頁。

(71)鍾文典：《回憶鄭天挺老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00頁。

(72)程慶華：《懷念先師鄭天挺的教誨》，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73頁。

(73)在20世紀20、30年代，有不少大學教授雖有滿腹經綸，但因不善講課，而受到學生批評，甚至被驅趕者也并非鮮見。那時候，某種程度上，講課風采也成爲學生評判教授的一個重要標準。參見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第280-282頁。

(74)參見常建華：《明清史學大家鄭天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近代天津十二大學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4頁。

(75)劉澤華：《教誨諄諄多啓迪》，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49、150頁。

(76)南開大學的“四大支柱”學科，乃是指文科中的經濟學與歷史學，理科中的數學與化學，在全國學科排名是名列前茅的。

(77)鄭天挺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自他1981年12月逝世之後，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