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及研究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及研究

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他首先发现了“儿童”及“儿童文学”，他以“儿童本位”及“无意思之意思”等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及其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无论在理论或是译介方面，都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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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理论批评，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它是与当时中国文学界的那些最辉煌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巨人和文坛精英人士的参与，写下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富有时代光彩和文化底蕴的一页，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一大人文奇观。本文就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之一——周作人，论述他在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及儿童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

周作人自从在日本留学时直到回国后的抗日战争前夕，从未间断过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和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早在1902年2月，周作人就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集子的首篇便是周作人译英国维尔特的（今译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1911年秋，从日本归国不久的周作人，在1913-1914年间，陆续撰写和发表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文章，这些文章或转述人类学派有关神话、传说、童话的解释，或直接引用人类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都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人类学派学术思想的巨大投影。这是他在日本接受西方人类学派等理论后从事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起步时期，也是以近代西方文化学术思潮为背景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开始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标志。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早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热情地推捧儿童文学，发表过数十篇有关的理论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读安徒生童话<十九>》（1918.6.发表时题为《安德森的十之九》）；《人的文学》：从重视人的问题出发，进而十分关注儿童文学；《儿童的文学》（1912.12）提出“中国向来对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 不是将他作缩小的成人，拿‘圣贤经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孩子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认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并指出“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的生活满足丰富。”

1923年他发表了《关于儿童的书》，批评那种 “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的做法，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提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同时受杜威“儿童本位论”的影响，提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

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对《伊索寓言》曾做过这样的批评：“ 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所说的多时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关于<伊索寓言>》)他把“儿童本位”作为一个口号，对于提高儿童文学的地位，加速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其《儿童的书》中提出“无意思之意思”并解释为“其实艺术里未尝不可寓意 我说的无意思之意思，因为这无意思原就有它的作用，儿童空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愉快地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意 ”这里的无“作用”、无价值，对于儿童来说，它们也许更有价值，因为它们“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具体地说，它们就是以“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满足“空想正旺盛的时候”的儿童们的需要。——这种满足，是一种审美的满足。

对于传统儿歌的开发研究，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发表了《儿歌之研究》，认为“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之歌，而以为鬼神凭托，出乱卜之言，其来远矣。”指出好的童谣作品理应“味覃隽永，有若醇诗。”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组织设立了一个歌谣征集处，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民间歌谣。在1920年冬，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在1923年发表了《歌谣》《读<童谣大观>》《读<各省童谣集>》《谜语》《吕坤<演小儿语>》《<绍兴儿歌述略>序》等儿歌理论文章。吕坤的《演小儿语》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儿歌专集，周作人的文章《吕坤<演小儿语>》是第一篇对中国古代传统儿歌专集进行评价的文章。他一方面认为吕氏父子“虽然标语也在‘蒙以养正’，但是知道利用儿歌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是不可多得的，而且在于现代的歌谣研究也不无用处。”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有不足之处“在我们看来，把好好的歌谣改成箴言，觉得很是可惜。”

在创作儿童文学方面，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提出“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也。”主张“迎合儿童心理供给给他们文艺作品。”（《儿童剧》，载《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版）他对儿童的热爱与关心，还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当中，如在散文诗集《过去的生命》（1930年）中的30多篇作品中，几乎有一半是吟咏儿童的。

此外，周作人在童话领域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古童话释义》一文中，他对中国古籍中所载的童话作品与欧洲、日本童话作了比较研究。借助人类学的观点，通过比较指出“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这显然是极有价值的正确的见解。许多后起的童话研究者都深受他的启发和影响。 于是，历史借助周作人之手为晚清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独立形成过程中的酝酿准备期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进程揭开了最初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