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在电视受众中的运用(2)

三、对电视受众民族志研究的评价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正是借助民族志方法有效地发掘了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考察电视受众主动性的新格局。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量开展的研究，还是针对微

观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以及媒介使用的社会语境。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曾从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针对受众民族志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席勒认为这类研究总是从单一节目诸如“达拉斯”，或单一文本进行电视观众分析，即便是结论不同，但与过去所进行的效果研究反而更为接近。马特拉对80年代以来的电视观众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认为这些电视观众研究所表明的一切好像是媒介与作为社会构成中的特殊配置的权力关系无关，受众好像是一些无忧无虑的随意解读甚至于颠覆文本意义的“游击队员”。马特拉将80年代以来的电视观众民族志研究中那些无忧无虑的消费者的所谓绝对自由的快乐称作是“孤独的快乐”，并认为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并没有新奇之处，只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接受者，而忘记了其生活在哪一个社会，其后果是对世界格局进行有意或牵强的推理从而否认了不平等的逻辑。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对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伊恩 昂在《全力寻找观众》一书中，强烈批评电视工业过分推崇量化资料，而提倡“对观众进行民族志学式的了解”。

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取向上来看，受众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是一种突破及进步。它在真实的情境中尽可能地研究传播活动中的枝微细节，检验行动的动态及其日常生活的机制；从整体情况下个人和群体社会意义生产和消费的运作情形出发，探知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媒介接触行为是如何进行的，启发了受众研究者致力于去厚描人们和媒体尤其是与电视互动的复杂方式，甚至是收看电视和其它家庭活动的互动关系，从而开拓了一片前所未有的研究领域。研究焦点从以往单面向的问题衍生到日常生活的整体面，立体的考察传播行为及其处于其中的社会情境。研究结果经由研究者结合过去的经验和亲身参与后的诠释建构出来，意味着学院内的研究者已逐渐走出实验室，进入广大民众的家庭中，在他们的家庭中体验他们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收视行为。

注 释

①② [英]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年，第265-304，94页。

③ 转引自蔡骐，谢莹：《文化研究学派与电视研究》，载《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4期。

（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