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申论网2010年第1~24期《半月谈》之半月评论(3)

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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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第4期：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一

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

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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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 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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