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中知识分子价值观的沦丧

论《围城》中知识分子价值观的沦丧

摘 要

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的主要角色是一群知识分子。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又决定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的价值观。小说中以主人公方鸿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游走在人生中的一个个“围城”之间，似乎有所省悟，但也难于掩饰他们在价值观上的缺失。本文分别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趋之若鹜；对学业﹑工作无所作为；对爱情﹑婚姻玩世不恭；对现在、未来充满困惑；对道德﹑责任弃之不顾等五个方面来分析他们价值观的扭曲与沦丧。

关键词：《围城》；知识分子；价值观；人性弱点；沦丧

引言

对《围城》的研究课题很多，但大多只着眼于所谓“围城”现象﹑人物形象﹑社会因素﹑表现艺术等方面,而对小说中知识分子价值观沦丧这类课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散见于各种文献中。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党秀臣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只对人物形象以及性格特征作简明扼要地分析，分析得较为全面但略显不够深入。另外还有收录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上册中，郭志刚写的《“围城”里的人生——试析〈围城〉》。该文先简要讲述各章节的大概内容，再从人物形象﹑讽刺艺术﹑作者的修养以及“人物遭遇的一个个‘围城’境遇” [1]方面来分析，同样是对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价值观方面剖析欠全面。至于当今研究者也大都从人物﹑性格﹑表现手法﹑“围城”定律上来研究。优秀的有周锦的《〈围城〉面面观》（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分别从主题﹑概说﹑人物﹑讽刺幽默﹑描写技巧﹑方言俗语﹑成败缺失多方面来研究，但似乎又难于冲出旧有的藩篱。互联网上也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如余岱宗抓住爱情婚姻这一

方面来谈人物的性格，乃至小说结构场景。独庸生则从小说折射灵魂﹑洞察世态方面入手，指出“《围城》比《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等著作更富寓意，前者从超越社会角度来表现人物共性，而后者则是固定于一定的社会背景。” [２]

最后就是对《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小说的批判，以及小说中女知识分子在女性解放中的尴尬处境等，都各自有其见解，略显不够系统。

因此，写《围城》中知识分子价值观沦丧方面的文章相对较少，本文将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趋之若鹜；对学业﹑工作无所作为；对爱情﹑婚姻玩世不恭；对现在﹑未来充满困惑；对道德﹑责任弃之不顾这五个方面来分析他们价值观上的沦丧。

《围城》是现代文坛巨擘钱钟书先生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该书写于抗战后期，据《序》里称“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可见作者写作时并没有读者阅读时那样富有幽默感和轻松感。小说通过写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围城”现象，展示了一群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们的“八骏图”，他们或勾心斗角，或玩世不恭，或充满困惑。正如《序》中所言“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从这类人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精英的腐朽与没落。纵观历史，留学生和大学教授本该是社会精英﹑良心的启迪者，但通过《围城》展示在眼前的却是其中知识分子价值观的沦丧。他们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却处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同样对工作、感情﹑理想、道德等方面也是昏昏噩噩，毫无学人风范，本应有的价值观濒临崩溃。我们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这群人，但他们作为社会精英，以及他们该负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是“精英”们造就了那样的时代——一个啼笑皆非的时代。

一﹑可叹！对权力﹑政治趋之若鹜

《围城》第六章中赵辛楣有句教义式的话：“有群众生活的地方全有政治。”此语温软道来却似乎掷地有声。中国历来是一个奉官为尊的国家，官本位至上。有群众生活的地方当然就应有官，有官就离不开政治，所以教授们当然就会有政治斗争。一部《围城》充斥着太多的权力与政治。凭“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

家进爵”而荣任三闾大学校长的高松年“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虚伪至极。纵然治校无方，自家安乐窝却经营得舒适宜人。” [３]对为人正直教书认真的方鸿渐和赵辛楣采取种种手段压制和打击，甚至排挤出校门，而对不学无术的汪处厚却安排为国文系主任，其原因是汪处厚乃是部里汪次长的伯父。把说慌不脸红的韩学愈安排为历史系主任。这样的学校不可避免地导致派系林立，拉帮结伙，从而尔虞我诈，教学其次，立场第一。例如女助教孙柔嘉上英语课被学生用英文侮辱，这关乎教师形象又关乎学生道德的大事，在寻求校方解决时，校方却听之任之。因为这与领导们的官位似乎无关紧要，不过也有关，原因是要员韩学愈的白俄罗斯太太想作“替补”，自然要让事态恶化下去才能明正言顺地该换就换。

为了政治的需要要团结一批人。这一点国文系主任汪处厚深谙此道，操作方式倒也生活化——那就是做媒。汪夫妇俩一唱一和给赵辛楣和方鸿渐做媒，一面说“浪漫”一面替对方说出于公于私的利害关系，为将来出任文学院长而拉拢赵方二人。婚姻乃人生大事，有领导如此体恤，实如再生父母一般，但终究是赵方二人不识相，没有悟出个中道理，让事黄了，结局也没达到政治学上所说的双赢局面。中国古代的和亲难免有悲凉气息，但汪氏夫妇这招却少了悲凉气息，多了关怀之温暖，只可惜事没成，成了也会传为美谈。婚姻跟政治在三闾大学失之交臂不是汪处厚这一原本地方官的政治水平不够所造成的，而是赵辛楣这一专业政治家的眼光不够。赵辛楣本是学政治出生，又任过官职，按理说应该在政治圈内如鱼得水，但似乎三闾大学这塘子太深了，让专业政治家也靠边站，卷被子走人。赵出走后又从政，相信他在今后的政治生涯中能汲取他在大学的教训，更进一步。再如陆子潇趋炎附势的嘴脸。他收到亲戚的一封信，因为信的左角印有“行政院”，就将信陈列于办公桌上，供来往同事“瞻仰”。但不幸的是被听差的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翻墨水瓶“把行政院淹得昏天黑地”。这样的描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一个大学教授竟处处炫耀与权力部门的特殊关系，这多少有点阿Ｑ的意味在里面。也正说明了这类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犬儒（从属于利益机构的知识分子）。

《围城》中的政治角力不胜枚举，其中的人不是在普通的人生﹑婚姻“围城”中：里面的人想冲出去，外面的人想冲进来。而是一个劲地往里冲，只是有的不识时务，被挤出来而已。

大学成了政治舞台，教授们成了政治家，政治不及格的人就得走人，这也许就是中国特色。外国人主张精英治国，教授理应是精英，中国该让教授们来治国，

那该是另一番景象。看来钱钟书先生实际上是在规劝教授们少些争权夺利，回归到教学和学术的本位上来。

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Ｗ﹒萨义德就曾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出心仪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知识分子是人民喉舌，作公理正义和弱势群体的代表，面对艰难险阻也要表明立场，言谈举止代表自己的人格学识和见地。”[４]同时他提出了具体的做法，那就是：“Ａ，保持边缘心态（非职业心态）。Ｂ，生存状态是生存与学术﹑政治﹑研究融为一体。”[4]再看《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差距确实很大。

二﹑可恶！对学业﹑工作无所作为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原本出自于一个江南封建书香世家。家道没落，社会畸形，将他孕育 …… 此处隐藏：316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