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理性和习性原则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理性和习性原则

(引自《语言与翻译（汉文）》2005.4)

高凤江

(广东肇庆学院外语系,广东肇庆526061)

摘要:本文拟对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具体标准进行探索。一个是理性原则,一个是习性原则。理性原则主张以目的语的规范为依据;习性原则主张在语言层面上以目的语语用理论为依据,在文化层面上则以原语习俗为依据。这是既科学又便于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策略选择;归化与异化;理性原则;习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05)04-0055-04

1. 引言

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翻译是将译者的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二者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本间语言层面的语符转换,或是一种机械的复制活动,而是以文化篇章为翻译单位的文化交流行为(王宁,2004:34)。被称为解构主义代表之一的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迪(Laurence Venuti)注意到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并提出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的差异和陌生度,这样可以标出译语文化主导价值的界限,并避免由此使另外一种文化强行归化(1992:12-13)。他强调的是异化,这与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

在中国,近年来也不断有学者谈论异化与归化的话题。如刘英凯提出“归化——翻译的歧路”(1987:58-64);郭建中认为: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离不开异化与归化(1998:12-18);孙致礼从翻译策略的角度,预测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2002:40-44);郑海凌认为: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2001:3-7);刘艳丽和杨自俭根据Scruttle Worth和Cowie指出直译与意译是翻译方法,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策略(2002:21-22);蔡平则主张: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2002:5);张南峰认为:归化的需要在整体上来说已经越来越小,但它毕竟还是存在的(2004:23)。

可以看出,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争论是人们长期在翻译实践中形成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归化和异化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归化和异化只是策略问题。译者要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义与信息,就必须同时传达文化内容,这是从理论层面上讲的,而承载文化信息的内容,不是轻易就可以得到并予以接受的。人们采取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以求得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某种动态的、相对意义上的平衡。但是,当人们按照归化异化策略进行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之间交流时,出现了翻译中不可克服的障碍,给译者留下很多困惑和疑窦。

目的语要么“异化”味道很浓,要么“归化”味道很重。对翻译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也许早就发现,人们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研究均侧重于方法上,而并非落脚在使用该策略时所依据的标准与原则上。关于归化与异化策略使用的衡量标准问题,韦努迪似乎需要再往前走一步,进一步在归化与异化翻译标准上做文章,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近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在归化、异化策略的使用上展开,对于归化、异化策略的执行标准即译者在采用归化异化策略时所注意的原则很少见到较系统的研究文章。本文试图探析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理性与习性原则问题。

2. 理性原则

理性原则是指目的语中词、词组、句子的组织规律。语言是线性的序列,序列里的单位——词不是任意组合的,而是按照规则组合的。语言和它的结构规则是人的理性的一部分。凡是语言就有构成该语言的规则,就有理性。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语法规则的语言。而不同的语言之间都有各自的语法系统,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意思所用的语序也可能不同。原语和目的语结构差距较大,要切合目的语的规范,保证译文的通达。就翻译的目的而言,译者的任务是客观地反应原作,用合乎目的语规范的语言,在保证目的语通达的前提下,再现原作的内容。例如: Discussion led us to this decision. 恐怕没人将其译成:“讨论把我们领到这一决定”。因为不符合汉语“把”字句的条件,采用异化法处理,该句意思表达得不清楚。但是,如果译成:“通过讨论,我们作出了这一决定。”那就是一句语法完整的句子,也是一个意义明白的命题。

现代语言学研究告诉我们: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同一思想内容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也正是翻译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础。然而,翻译并不意味着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词与句的单纯转换。当我们说相同的思想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负载时,并不意味着原语和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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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语言上有相同的“意义”,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局限于自己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它们各自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不同语言的读者也形成了对自己所属的语言系统独特的表达方式。这就要求译者在采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中充分考虑到两种语言中不同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使用归化、异化策略的理据。

理性原则还应包括语言的规范实践,除不应有语法错误外,还应突出条理清楚,逻辑分明,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语序和句型,可以按照译文的语篇结构习惯,重新组织和调整,使译文更加流畅,更富有条理性和逻辑性。比如杨宪益译肖伯纳所著《卖花女》中的一段话,一向为译界推崇,可谓归化翻译策略中注重理性原则的典范。

Well, here we are, anyhow! And now what the devil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until Eliza comes?

反正我们都来了!那么,在伊莉莎到来以前,我们究竟来瞎扯些什么?

译文将原文第一句中的两个逗号全部略去,只用一个感叹号,更加突出了整体形象,将原文复合疑问句的时间状语until Eliza comes置于句首,添加逗号,使目的语节奏明快,语气更加强烈。

上面的例子远不能说明归化胜于异化。事实上,我们在翻译任何一种文献,乃至新词语时,我们不能单一地使用归化策略而抛弃异化策略,也不可能只采用异化策略而抛弃归化法,对于任何一个译者来说,归化和异化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可归化,有时可异化。

这取决于译者对翻译标准的定向选择。赵全章先生发表在《英语世界》1987年第2期的一篇译文就是运用异化翻译的典范。

They're not black in China, Emily, you ought to know better than that, they're yellow. 中国人不是黑皮肤,艾米莉,这一点你应该知道,他们是黄色的。

此段是讲话者的独白,讲话者义愤填膺,感情在沉默中爆发,于是一小句一停,一字一停。原文中的语言结构与译文中的语言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译者采用异化法处理,使原作者的表达方式、语气乃至标点符号都完美地保存下来了。

应该说,归化和异化的取舍应以目的语可量化的理性为依据,这个原则显现对目的语异化情调的适应性及对待目的语具体规范的可操作性,是一个既科学又便于遵循的原则。

对于异国情调,翻译界一直都很关注,并有不少探讨。人们一般认为,异化翻译带有一种明显的感性的外来标志,其结果必然产生异化语言的感觉,产生“陌生”的效应。早在20世纪80年代,赵元任先生曾写到“现代白话文里边有不少欧化词句以及其他新玩意儿”。的确,人们一直这样说下去,其中一部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最终融入目的语语言体系,填补了目的语表达方式的空缺。如:“一石两鸟、鄂鱼的眼泪、武装到牙齿、克隆”等等。然而也有一部分则受到人们的排斥,最终仍不被目的语语言体系接受。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国五四前后一度流行的被异化处理的外来词,如: “赛因斯——科学(science)、葛郎玛——语 …… 此处隐藏：480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