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3)

郭豫适《论〈西游记〉》认为它“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塑造神话艺术形象”，“常常把他们跟某种动物的体态习性糅合在一起，人物思想性格和动物体态习性的巧妙结合，使《西游记》的人物故事具有神话、童话的浓厚色彩，作者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上又很注意个性化”。刘毓忱《〈西游记〉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称《西游记》塑造了很多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似妖非妖的艺术典型。在这些典型身上，毁有人的社会属性，又有兽的自然属性和妖的传奇性。“三者相辅相成，副为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以人的社会属性为主导的艺术典型。”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认为《西游记》刻画人物的艺术方法，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既是多次地、反复地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来泻染、加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又结合运用了比较细致的颇为传神的细节描写。”其描写细节的细致程度超过了《三国演义》，不少地方可以和《水浒传》媲美。

钟扬《点石成金》认为，“吴承恩善于创造幻想性情节去表现人物性格”。“作者懂得幻想性情节虽不受现实生活逻辑制约，却须遵循人物性格的逻辑和幻想世界的逻辑”。吴圣昔《西游新解》认为，《西游记》塑造形象的艺术经验有两点：1、拟容取心，神形逼真。2、丑中孕美，褒贬相成。“拟容”方面，善于抓住猴头和老猪的两副尊容及其特征，展开富有情趣的独特描绘。在运用“拟容”的手法上，有巧夺天工之妙。作者对人物形体特征（孙悟空的尾巴、猪八戒的长嘴）的描写显示了构思之巧、设想之奇、浓厚之趣。“取心”方面，借鉴某些动物性的具体内容，刻画和体现人物性格，是《西游记》塑造人物的重要方法。这突出地表现在孙行者和猪八戒的不同性格的对照刻画中。

对孙悟空的阶级属性问题，胡念贻《〈西游记〉是怎样的一部小说》称，孙猴子这个人物接近劳动人民，在他身上概括了劳动人民的特点，如机智、勇敢，有很大的本领，对于压迫者的反抗等。该文是将孙悟空作为劳动人民的典型看待

的，实际上也就谈到了孙悟空的阶级性问题。朱彤的《论孙悟空》作了专门论述，他认为孙悟空形象“是新兴市民社会势力的政治思想面貌；在文学上以理想化了的浪漫主义形式的表现”。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一定程度地曲折地概括了新兴市民社会势力渴望突破封建势力束缚，获得发展自由、贸易自由的进步要求。（笔者按：50年代，沈仁康《〈西游记〉试论》说过，孙悟空等打垮妖魔统治势力，在客观上是工商业发展要求的曲折间接的反映，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要求冲破封建主义重重限制层层束缚的愿望。）朱文还说：“孙悟空形象是个成功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典型，它的现实基础是明代后期崛起于封建社会内部的新兴市民。他的热烈追求自由和平等，他的积极乐观主义，他的冒险进取精神，他的丰富社会阅历，以及他的机灵乖巧，多才多艺，甚至他的诙谐放浪中带着点油滑的独特风格，与新兴市民某结先进人物所表现出的社会阶级素质，是多么的相似！凡此都是以说明孙悟空实际上是穿着神话外衣的市兴市民二重性阶级的特征。赵明政不同意朱彤的看法，他认为断言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概括了市民社会势力两面摇摆的两面性，这就贬低了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因为孙悟空反抗封建统治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当时的新兴市民社会势力是不可想象的。简茂森《孙悟空形象的阶级属性》从孙悟空造反的性质、特点和目的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阶级属性，认为“要对孙悟空进行阶级分析。他就是一个当时封建当权派的反对派，一具地主阶级的激进派，或者说他基本上是吴承恩这样一类中小地主的化身”。由此看来，该文是将孙悟空归于统治阶级的。

《西游记》所创造的孙悟空形象，决不是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是作者强烈不满社会现实腐败黑暗，渴望要求加以改革的思想愿望的集中体现。吴承恩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左右，其主要创作活动是在嘉靖、万历年间。当时，君王昏愦，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剧烈，官吏贪污盛行。武宗时抄宦官刘瑾家产，得金二十四万锭另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万两；世宗时抄权臣严嵩家产，得器物金银珠宝无算。土地两极化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导致大批农民与小土地所有者流于破产，

有的“佣丐衣食以度日”；有的“采野菜煮榆皮而食”,生活悲惨万分。千家万户，流离失所，某些地区甚至形成“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的萧条景象。加以当时宦官权臣交相暴虐，厂卫特务遍布全国，政治腐败黑暗到极点。较为清正的官吏亦常受到监视与惨杀，广大人民的生活就更加没有保障。因此，自英宗以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事件经常发生。就在吴承恩所生活的嘉靖、万历年间，便曾不断地发生此伏彼起的农民暴动。吴氏本人，是一位宦途失意、生活穷困潦倒而具有强烈不满现实思想的封建文人。根据《淮安府志》和《射阳先生存稿》的一些有关材料，我们得知，他在早年曾“屡困场屋”，四十五岁时，被地方保荐为“岁贡生”，以后又流落南京，靠卖诗文为生。六十岁后，曾一度出任过长兴县丞，但不久又因与长官意见不合，“遂拂袖而归”。作者的生活遭遇，培养了他“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的不肯向权贵低头的傲岸性格。同时，也使他比较清醒地看到当时封建统治的腐败黑暗，从而对现实表现强烈的不满。上述吴承恩的思想表现，就成为他在《西游记》创造孙悟空这个神话世界人物的思想基础。

吴承恩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及其政治抱负，还清楚地表现在他所写的《二郎搜山图歌》的长诗中。诗云：“??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风，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作者在这里尖锐地指出，当时人民所受的灾祸，完全是由于执政的权贵们所造成。他把那些残害人民的封建黑暗势力比作北宋的“五鬼”，比作魑魅魍魉，决心要用“斩邪刀”来铲除他们，但又有“欲起平之恨无力”的苦闷。满腔怒火无处倾泻，因而把胸中的“斩邪刀”化为文字，在《西游记》这部小说中创造了孙悟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神话世界英雄人物，让他来横扫人间一切妖魔，用以表达作者内心所积压的块磊不平。当然，从诗中亦可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超出正统儒家的思想范畴。他所希望的只是实行“王道”与“德治”，要求建立一个他认为合理的封建秩序，而不是要变革封建制度。作者的这一政治理想，既表现在《西游记》中对虚构的神魔的批判，亦表现在对取经途中几个现实国度的描写。唐僧师徒在西行途中所经历的九个现实国度，大都是君主昏庸，臣属贪暴，而经常被作者作为讽刺和谴责的对象。例如：祭赛国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朱紫国国王是“为老婆就不要江山”的昏君；比丘国国王贪欢女色，也是个无道昏君；宝象国国王是“水性的君王”，

愚昧无知，不辨是非。官员是“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车迟国国王迷信道士，“着实昏乱，东说向东，西说向西”；灭法国国王实行残酷统治，大肆屠杀和尚。其中只有玉华国国王“重爱黎民”，国家呈现出“人烟凑集”、“五谷丰登”的太平景象。从这些描写中，明确地体现出作者梦寐以求的不过是儒家所鼓吹的“圣君贤相”的政治幻想而已，在思想上他并不否定封建社会制度。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进步文人，吴承恩的世界观是有其深刻矛盾的。由于他对现实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有 …… 此处隐藏：358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