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案例：如何走出个案（卢辉临）(3)

生命力，具有与定量调查同样的地位，就必须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

Robert Yin指出，在个案研究中，研究者的目标是进行分析性概括（analytic generalization），而非统计概括（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统计概括是从样本推论到总体。个案研究之所以不能进行统计概括，是因为个案并不是抽样单位，并且也不是按照概率抽样的原则选取的。在分析性概括中，理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前的理论作为一种模板（template），用来作为与个案进行比较的工具[1]；同时也构成发展新理论的前提。Clive Seale则将个案研究中的概括称为“理论概括”，他指出，一个个案是根据其逻辑关联或理论意义进行外推的，外推的有效性不取决于个案的代表性，而取决于理论推理的力量[2]。他同时还指出，理论概括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它假定了普遍性结构和法则的存在[3]。因而，理论概括必须补之以未来的经验事实才能减少偏差[4]。

无论是“分析性概括”还是“理论概括”，其实都强调了理论在概括中的重要角色。“个案研究中的概括”其生命力正在于此。

看似简单的区分——将分析性概括或曰理论概括与统计概括区分开来——却意味着决定性的一步。至此，个案研究开始遵循自己的特性和逻辑来解决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

正如个案研究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分析性概括必须相当谨慎，并尽可能运用较多的信息相互参校才能避免过度外推[1]的问题。从而个案的选取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Robert Stake认为，研究者在个案选取时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个人的兴趣、是否有从事研究的途径等，特别是要选择那些令研究者认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收获的个案。也就是说，该个案的研究潜力要比代表性更重要。有时候甚至有必要选择一个不典型的个案[2]。

张静在其《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个案研究》一书中，特别介绍了她选取该个案时的理论关怀：

[1]

Robert K Yin,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0,31.

[2][3]

Clive Seale,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1999,p.109. Clive Seale,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p.118. [4]

Clive Seale,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p.112. [1]

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将抽样调查与个案研究结合起来的办法来处理个案研究中过度外推的难题。如Clive Seale指出，理论抽样不是取决于抽样单位是否具有典型性，而是要看抽样单位中所体现的变量的性质是否有典型性，是否能代表更广泛的一类现象（Clive Seale，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110）。他还指出，为了使获得的信息更具有普遍性，减少偏差，在个案研究中可以运用雪球抽样或志愿者抽样的方式来寻找某一类人（Clive Seale，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p.115-117），扩大消息来源，改变过于倚重信息提供者的局面。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结论的说服力，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但并非一劳永逸。如果两项相似的研究选择不同人群的话就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遵循抽样调查逻辑的补救方式并不是非常成功。

[2]

Robert E.Stake,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p.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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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个案材料虽然只来自一个企业职代会，但是我认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社会利益组织化结构的独特性。这种利益组织化不是采用自发的多元自组织形式，不是以收入或财产差别状态的阶级身份形式，也不是通过个体庇护关系形式建立起来的——虽然这后一种关系普遍地存在。

她选取的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个案，并希望从中探讨城市社会利益组织化结构这个理论问题。这个个案不是典型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却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并具有现实可行性。通过对这个个案的深入研究，她发展出“‘国家-单位-个人’的三级结构关系，以及‘行政（管制）与政治（利益传输）合一’的机制，来理解中国大陆城市社会的冲突、压力和秩序问题”

[4]

[3]

。

总之，个案研究中样本的选择更多地具有理论指向。研究者通过对某些个案的研究，达到

提出、修正或检验理论的目的。在个案研究中获得的结论也许非常有创造性，但在推广时必须谨慎。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概括（generalization）一词并不适用于个案研究，外推（extrapolation）才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个案研究的特征，因为个案研究强调的是个案与其他事件的相关性[1]，而非对总体的代表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样的个案研究必然也会得出一些概括性结论，但它却与类型学的概括有着根本的区别。这里的概括，是从理论—个案—理论，是建立在已有理论基础上的理论修正、检验或创新；而类型学中的概括，则是从个案—理论，或者是从个案—比较—理论，类型学中的理论是直接来源于局部经验的，因而往往面临重大缺陷。

有时候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也为了使概括更有说服力，研究者常常选择若干个具有相关性的个案进行比较研究[2]。这就面临对个案进行抽样的问题。有些研究者强调理论在个案选择时的重要性，并将个案研究中的抽样称为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3]。理论抽样意味着个案的选择要建立在那些与理论发展具有理论相关性的概念基础之上。这样的样本具有理论上 [3]

[4]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个案研究》，第201页。

[1]

David Silverman,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 Practical Handbook,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ettii Alasuutar,

Researching Culture: Qualitative 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155-156.

[2]

Charles C.Ragin,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of Balancing Discourse on Cases and Variables in Comparative Social

Science, In Charles C. Ragin(eds.),Issues and Alternatives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E. J. Brill, 2003, p.1.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Press,2003, p.9. 12

的意义，因为它体现了某些特征，有助于发展并检验理论和解释[4]。个案研究中的比较研究往往只涉及少数几个个案，是一种小规模样本（small-N）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因研究目的不同可以分成多种类型，但其共同点则是企图通过比较得出抽象层次不同的概括。蒂利将比较研究按照具体研究意图的不同分成四种类型，分别是个体化的比较（individualizing comparisons）、普遍化的比较（universalizing comparisons）、差异发现的比较（variation-finding comparisons）以及包围性的比较（encompassing comparisons）[5]。

个体化的比较旨在发现独特性（singularities），并从这种独特性中进行概括。例 …… 此处隐藏：578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