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案例：如何走出个案（卢辉临）(2)

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全面画面”。新中国的建立打断了费孝通的庞大的社区比较研究计划，使得我们没有机会去验证马氏的预言，但按照M. Freedman的看法，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在1962年纪念马凌诺斯基的演讲中，Freedman提出了他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批评。他认为，假如费孝通能够在1950年代之后仍然坚持在他1930年代的人类学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也不可能离马凌诺斯基预言的计划更近一些。原因在于“他的领域太狭窄地局限在村庄中”[1]。马凌诺斯基相信，通过对众多小型社会单位研究的耐心归纳，将出现一幅中国社会体系的总体图画。这一信念被弗里德曼称作“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2]。在他看来，这是将传统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工具移植到复杂社会的时候，错误地将对总体性的把握也移植了过来。“假如中国没有归服共产主义，他们也许今天还在堆积地方社区的样本；在中国的民族志地图上，也许会增加更多面旗帜，但是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可能不会比他们十年以前更接近马凌诺斯基的评价”[3]。

事实上，费孝通在晚年也认识到这一问题：

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意识到以城镇为中心的城乡网络之于农村社区的重要性，费孝通在晚年致力于小城镇研究。在他看来，通过对小城镇这一高于农村社区的社会实体的研究，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纯粹的乡村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因为小城镇“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5]。为了探寻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通过对全国各地的调查比较，他先后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多种模式[6]，并且指出：小城镇的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城市化道路[7]。

抛开小城镇发展的现实适用性问题不谈，以小城镇取代村庄社区，是否就解决了认识中国 [1][2]

[4]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382.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p.383. [3]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p.383. [4]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第35页。 [5]

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6]

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7]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87、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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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方法论问题呢？毫无疑问，研究单位的扩大，使得那些在更大范围内才呈现的力量或者关系能够被包容进来，但是，以小城镇（或者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乡社区）为单位建立类型，与以村庄为单位建立类型，在其反映总体（无论是中国社会也好，还是中国农村也好）的逻辑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换言之，方法论上的缺陷一如其旧。这一点，结合下文要讨论的格尔兹的言论，将看得更加清楚。

（二）个案中的概括：人类学的解决方式

极少有研究者只谈论个案本身，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野心[1]。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是主张特殊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也并不排斥概括。格尔兹[2]指出：

?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做研究……此处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不是为抽象的规则编码，而是让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

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要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景观结合起来，而不能止步于微观描述。他敏锐地指出，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而人们时常会混淆个案的代表性和个案特征的代表性。研究者研究的是个案特征，而非个案[4]。换句话说，个案可以是非常独特的，甚至是偏离正常状态的，但它体现出的某些特征却具有重要的代表性。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异域见闻为什么会具有普遍意义[1]。

[1]

[3]

John Walton, Making the Theoretical Case, In Charles C. Ragin and Howard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2.

[2]

格尔兹因其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饱受误解。有研究者认为它意指知识的性质是地方性的、多元的，正确

的认识途径看来只能是，运用当地人自己的知识系统，去理解他们的“事实”（事件）（参见张静《“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第2期， 鹭江出版社，2000））。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格尔兹是主张特殊主义的，即个案就是个案，而不是更广泛的某种东西。其实这种认识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在承认各种文化都自有其价值的前提下，旨在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绝非试图说明“地方性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其落脚点在于多元阐释。关于格尔兹认识论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李雪：《格尔兹真的错了吗？》（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3]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5、29页。

[4]

Giampietro Gobo, Sampling, Representativeness and Generalizability, Clive Seale, Giampietro Gobo, Jaber

F.Gubrium, and David Silverman (eds),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452. [1]

这种认识论和理论旨趣结合起来，构成了后文所说的“分析性概括”的基础。 7

与此同时，他反对研究中的两种模式：

这些模型中的两个主要模型是：一种是?琼斯维尔即美国?式的?小宇宙?模式；另一种是?复活节岛即实验个案?式的?自然实验?模型。或者是沙粒中的天地，或者是遥远的可能性彼岸。

在批评这两种研究范式时格尔兹指出：

[前者]认为可以在所谓?典型的?小镇或乡村中找到民族文明、社会、大宗教或任何总括和简化现象的精髓这样一种观点，显然是无意义的谬见。我们在小镇和乡村里获知的是（很遗憾）小镇或乡村的生活。如果地域性微观研究真的因为这样一种以小见大的预设而具有重要性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就没有任何重要性……天然实验室的看法同样有害，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类比不成立——如果没有一个参数是可以控制的，还叫什么实验室？——而且还因为它导致这样一种看法：来自民族志研究的资料要比其他社会研究的资料更纯粹、深入、坚实或更少限制。

“琼斯维尔即美国”的研究范式正是前文提到的个案研究中早期学者处理概括性问题的 …… 此处隐藏：502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