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日用类书的知识系统与民俗社会的关联

本文将以往民俗学者较少注意的日用类书视为一种重要的文献民俗志,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它所辑录的知识与民俗社会、民众生活的关联,进而探索民俗学使用日用类书资料的原则和限度。

元明日用类书的知识系统与民俗社会的关联——从医药民俗知识切入

刘同彪

本文将以往民俗学者较少注意的日用类书视为一种重要的文献民俗志,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它所辑录的知识与民俗社会、民众生活的关联,进而探索民俗学使用日用类书资料的原则和限度。

一、选题意义

概略而言，本文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本文将以往民俗学者较少注意的日用类书视为一种重要的文献民俗志，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它所辑录的知识与民俗社会、民众生活的关联，进而探索民俗学使用日用类书资料的原则和限度。

以下从两个层面对上述问题加以论述：

⒈日用类书是一种类书性质的古代民俗志，它作为民俗资料的价值十分珍贵。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民俗文献资料，类书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钟敬文先生讲过：“中国古代著作涉及民俗，从著者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身记录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风土记》；一种是编纂的，如《玉烛宝典》、《岁时广记》，是类书性质的古代民俗志。”①张紫晨先生曾对《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岁时广记》等几部类书进行过详细地论述，指出它们在中国民俗文献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②可见，前辈学者已将类书看作民俗著述的一种重要类型来加以研究。

日用类书是在类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类书的一种。关于类书的类型，胡道静先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较为全面的分析，其中的两个角度涉及日用类书：

（类书）按编纂的情况来说，有官修的，有文人学者自己编的，由书坊编辑的。第一种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第三种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等。最后一种，是要到刻版盛行、书肆林立的南宋时代才开始有的。

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第一种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白氏六帖事类集》、《海录碎事》等，第三种如《群书会元截江网》、《玉海》等，第四种如《兔园策府》、《初学记》等，第五种如《万用正宗不求人》、《文林聚宝万卷星罗》等。最后一种，类似现代的“日用手册”或“日用百科全书”。③

上述胡道静先生提到的最后一种形式的类书《事林广记》、《万用正宗不求人》、《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属于日用类书范畴。与官修大型类书和著名文人所编纂的类书不同，日用类书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它一般由民间书坊或科场失意文人与书坊合作刊刻，内容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切于民生日用，辑录的多为民间生活所需的知识，语言通俗易懂，且附有形象的插图，等等。因为这些特点，日用类书又有“民间类书”、“通俗类书”等多种称呼。

“日用类书”这一学术术语最早由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此后学术界广泛沿用。日本汉学界早就注重利用善书、宝卷、传单、广告语、民间文书、小册等浅俗资料来研究中国下层小民的生活文化，④使用日用类书资料

①钟敬文遗作《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董晓萍录音整理

②张紫晨著：《中国民俗学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③胡道静著：《中国古代的类书》

④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一篇序文中谈到：“我个人因缘际会，早先遇到酒井忠夫率团来我们教育部访问，得与之相见，始知日本汉学界早把中国小民生活智能、习惯、礼俗、技艺、庙碑、墟市市唱货、游街行乐、善书、宝卷、木鱼书，以至行帮语，小偷、乞丐切口，样样俱能提升到学术层次，真是大开眼界。”参见吴

本文将以往民俗学者较少注意的日用类书视为一种重要的文献民俗志,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它所辑录的知识与民俗社会、民众生活的关联,进而探索民俗学使用日用类书资料的原则和限度。

进行学术研究，日本学界也先开此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学界不仅注重收藏、整理日用类书资料，而且将此种资料广泛运用于法制史、教育史、商业史、文学、医学等多种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起步较晚，真正对日用类书的重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有一定关系，近几年亦出现一些颇有分量的著述。①

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的日用类书为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的《事林广记》，之后元代出现《启札青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明前期有《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至明后期万历年间，日用类书全面兴盛且臻于完善，出现了《五车拔锦》、《三台万用正宗》、《万书渊海》、《万用正宗不求人》、《五车万宝全书》、《妙锦万宝全书》等一大批日用类书，清代、民国仍继续发展。总体上看，元明时期是日用类书从产生到最终发展至完善的阶段，这是本文将时间定于元明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在中国民俗文献中，日用类书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一点是基于日用类书和民俗文化各自的特点来思考的。钟敬文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成上、中、下三条干流，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②这表明民俗文化主要是社会的中下层一般民众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而日用类书正是一种反映社会中下层需求的文化史料，它主要不是为满足帝王或名士硕儒的需要而编纂的，其所服务的主要群体为社会上最广大的一般民众，它致力于营造一个关乎普通人的日常世界，这与民俗学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文化的旨趣相一致。这些特点，决定了日用类书是一种珍贵的民俗史料。日用类书辑录了大量民间生活知识，内容涉及衣食住行、冠婚丧祭、医药卫生、谋生技能、休闲娱乐、阴阳术数等等，“凡人世所有日用所需，靡不搜罗而包括之。”③它的适应范围较为广阔，下层文人、中小地主、一般市民、商人乃至普通农民，均能从中获得到各自所需的生活知识，不少日用类书在序言部分标有“四民便用”或“士民通用”的字眼，可见日用类书的适用范围非常广阔。日用类书等通俗读物在研究中下层民众生活上的价值，早已为前人所关注。如郑振铎先生曾说：“斯类通俗流行之作，为民间日用的兔园册子，随生随灭，最不易保存……研讨社会生活史者，将或有取于斯。”④王重民先生在明刻《订补全书备考三十四卷》提要中说：“盖是书所载，于近八百年来，民生日用，文学哲学，礼俗游艺，以及医卜星象之事，凡所以维系世道人心者，莫不有之，讲社会学史者，欲真知下级社会人生，不可不读是书也。”。⑤

另外，日用类书作为民俗资料的价值还体现在它辑录了一些早已散佚的民间文献。在民俗文化的传承上，钟敬文先生指出：“上层文化的传授和传播，除了语言外，主要依靠文字……我国过去一般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缺乏接受文字教育的机会，因此，他们只能依靠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作为主要传播文化的工具

蕙芳著：《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湾学生书局，2007。序言，第3页。

①参见吴蕙芳著：《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年；《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湾学生书局，2007；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载蒲慕州主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刘天振 …… 此处隐藏：557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