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指南读后感10篇(6)

　　在1976年的《神谕女士》中，阿特伍德描写了一个女作家的诞生。这部作品混杂着童年以及成长的话题，又夹杂着流亡的色彩。书写成为一个极度复杂的过程——女主角“琼?福斯特”这一身份的诞生源自于一次自己策划的死亡。而书写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可见得人的事情——它似乎意味着与过去的断裂，但是总也断不干净。但是这种转变的努力却是不可缺少的，尽管这种努力更可能遭到扼杀。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荒野指南》中的那篇《黑暗中的伊西斯》。

　　这个小说女主角的原型是诗人Gwendolyn MacEwen，讲述一个女诗人由诞生到死亡的故事。和《蓝胡子的蛋》中那篇《日出》中的女画家伊冯相似的是，两位女艺术家（恩，诗人当然是艺术家）都被写出了一种“游离”的姿态。我们似乎很难深入她们的内心活动，而更多看到的是残缺的影像。在《黑暗中的伊西斯》中，小说的视角是放在搞文学批评的理查德身上的。他和女诗人塞琳娜相识于数十年前一场读诗会上（那段时间，正是六十年代），那时——“她的声音一下子击中了他。那是种温暖又充满感情的声音，带着暗暗的香料味，就好像是肉桂的味道……它打开了通向欢乐和奇迹的入口，就像要分享令人兴奋的秘密。同时，也有另一种欢愉的潜流暗藏其中……她念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抒情短诗。《黑暗中的伊西斯》。那位埃及神话中掌管天地的皇后，在地下世界搜寻她被谋杀的爱人欧西里斯尸体的碎片在这一旅程中，她也在重组自己的身体，重组现实的宇宙……”到了十年后，她即将出版第二本书，找不到地方住，看上去“并没有明显地变老。如果说有变化，她倒是更消瘦了。他看到她右颧骨下有道隐隐的印子，他觉得似乎是块瘀青，但也有可能只是光线的缘故。”再到十年后，理查德见到的塞琳娜“矮小、臃肿……穿着黑色的防水上衣……她背着一只巨大的棕色织锦包，似乎正在一家一家地看门牌号，或者是在看每家草坪上的雪花莲和藏红花……绿松石一般的眼睛里满是阴霾……声音里带着一种他从没听过的尖锐……她已经比他所知道的任何时候都更现实了，但不知为何这种印象总让他觉得疯狂。”谈论到诗歌，她只轻蔑说道：“我憎恨诗歌。就是这样。这就是所有它拥有的东西。这座愚蠢的城市。”几个月之后，她死了。对于艺术家而言，死亡似乎总有种再魅的力量，“既然她现在死了，就重新变得受人尊敬起来。”

　　相应的二十年中，理查德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他精疲力竭地写着博士论文——《约翰?邓恩作品中的绘图意象》，到了1970年，“在这个不发表文章就混不下去的时代，他却只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用做性符号的巫术，一篇是关于《天路历程》与建筑。”面对着塞琳娜他想起了自己失却的诗歌梦想：“现在，他有了一个啤酒肚，一张房产抵押证明，和一个残破的婚姻。他修剪草坪，穿运动衫，他勉勉强强地耙过秋叶，铲过洞穴。他放纵自己的懒惰。他本应该住在阁楼上，吃着面包和生蛆的奶酪，在晚上西哲唯一的一件衬衣，脑中闪烁着各种辞藻。”又过了十年后，他的书被退稿，公文包里有一大堆学生的论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詹姆斯?乔伊斯，或者是法国混乱结构主义渗出……他生出一丝让人满足的幻想——把这些论文都扔到泥泞的街道上，然后开车碾过去。他可以说他是不小心。”几个月后，她死去，他终于开始书写她。“他会写她，只是因为她是他仅剩的还有价值的东西，也是他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她是他最后的希望。”

　　于此同时，我们还能隐隐看到文本背后的Gwendolyn MacEwen。在《好奇的追寻》中的《序：早年间》，阿特伍德为我们提供了一张MacEwen的素描。她童年家庭连遭变故，18岁时从中学辍学去追求文学使命（小说中理查德遇见塞琳娜时她也正好是18岁）。此前，加拿大已有女诗人团体，但“这个写作群体力量如此薄弱，受到如此强大的围攻”。那是创造本土神话的开端年代，阿特伍德写道：“占据批评界的中心舞台的是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而马歇尔?麦克卢汉以及他对大众文化的结构分析正日益上升。莱昂纳德?科恩的第一本诗集题名《让我们比较神话》；詹姆斯?林尼的杂志《字母表》把全部版面都贡献给了‘神话诗学’的批评方法，或者说贡献给了‘现实生活’和‘故事’之间的一致性；而加拿大诗人则不断告诉对方，他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创造‘本土的神话’。”

　　故事的忧伤或许正在于神话破灭的绝望感。塞琳娜如同一个逆流在荒野一般的“加拿大文学”的版图中，试图在虚无的围攻中创造出一个清晰且独特的神话。而理查德所指涉的似乎是沉重的“假拿大”——被历史与外来物的冗余物所包围。然而，神话建立之后却被时间的浪潮摧毁，更可怕的是理想中的“加拿大”和“过去的加拿大”都一并被消灭了。阅读这个短篇，我们为生活与时间的龌龊所伤感——无论是塞琳娜还是理查德，生活最终都归于死寂。在这背后幸好还有写作的力量——它是希望。理查德通过对塞琳娜的重新阐释使她重生——这其实是对伊西斯神话的改写。伊西斯的丈夫被谋杀后她找到他的尸骸使之复活并成为冥界的主宰和死亡判官。而在阿特伍德的凡俗神话中，是理查德通过一个个脚注以及再现使得塞琳娜复活并成为一个再生的神话。作家们通过写作重塑自身的文化身份并实现对生活的超越，正如阿特伍德在《我眼中的诺斯罗普?弗莱》所写的那样：“当所有一切都位于低谷时，当你发现写作的结果竟然是给面前的大队顾客的扉页上写诸如‘生日快乐！安妮敬祝’之类的祝词，而你再怎样抗议自己不是安妮也只是徒劳时，当你发现如此结果与你写作的初衷完全脱节时，你总是可以告诉自己，文学追求本身就是重要的人类活动。有时，相信文学追求本身就是重要的人类活动有时是一种信念行为。可诺斯罗普?弗莱相信，并理解。”不只有弗莱相信并理解，阿特伍德亦是如此。她深知文学的艰辛，更明白“加拿大文学”意味着什么。她以她的毅力和坚持，去追寻意义，去捍卫文学的价值，去对抗身份的焦虑。

　　然而文化身份的双重缺失所引发的焦虑并不是那么容易祛除的。阿特伍德在1972年出版了关于加拿大文学的论述《幸存》，此后她陷入了困境。她描述当时的情形：“只要发出‘加拿大文学’这个词的音，就会引发一场电闪雷鸣、冷嘲热讽的传染病，尤其是在加拿大人之中。”在那个解放与觉醒的年代，构建/重构的企图都很容易引发争议。在这本书中，她对四种受害者进行了分类：“否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承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但把它解释为命中注定、上帝的意愿、生理的支配（如果你是女人）、历史的必然、经济状况、潜意识、或是其他别的更有力更普遍的原因；承认你是个受害者，但拒绝接受这种角色是不可避免的假定；做一个有创造性的非受害者。”在阿特伍德的描述中，加拿大是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身份模糊。要获得自身的明确身份，必须诉诸灵活而明确的策略。阿特伍德在《肉体伤害》中所使用的策略是扭曲美国的形象——或者说以一种刻板印象去对抗“美国”所试图建立的形象。而1972年出版的《浮现》，则将场景放到了“加拿大”的核心场景——荒野之中。 …… 此处隐藏：134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