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院的1001天读后感10篇(4)

　　这绝不只是美国法律人的问而是题。事实上，美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甚至当代帝国主义的头头，可是单从“法律”来看，要想在美国的法律与资料中找到左翼的、女性主义的、种族批判的东西，可能比大陆法系国家容易得多（我说“可能”，因为从国内留学欧陆“法律”学者的论述与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过此类立场，但我自己只会英文，所以对其他国家或许有误判）。每一个知名的Law School几乎都有几个批判主义的健将。即便是IUB这个与世无争的乡下学校，也有数个女性教授熟稔并善用女性主义，加上一个批判种族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悍将。而在法律期刊与书籍专论中，更可以轻易地看到这些学者怎样把各类社会理论转换成法律语言，然后运用到现实的法律世界。然而，即使近年来留美习法的人数已经大幅增加，比起法律与经济（Law & Economics）这个保守主义重要理论的流行，批判面向的美国法律在台湾地区却似乎还是鲜为人知。结果是，我们的法律（学术与实务），基本上还是只能为台湾当局、工商界或者零碎的个人服务，却难以担任强化社会运动、挑战宰制结构，促进社会“真正进步”的功能。

　　我回想起在东吴读硕士班时，从美国回来的陈泽祥院长提起60年代他在耶鲁法学院的二位大师级宪法学者的风范。Alexander Bickel以及Thomas Emerson，二人都是望重士林的风云人物，但路线就有差别。Bickel衣冠楚楚，生活富裕，学生云集，也与政府企业界人士交往甚欢，是大多数法学学生崇拜的偶像。Emerson则衣着随便，成天自己代理或是支持打宪法官司，常跟那些被压迫者厮混，讨厌资本家与企业，因而被许多法律学生当成异类。但Emerson在法律上屡有斩获，每次总是可以精准地预测哪个案子将会以几比几的比数胜或败。虽然他的案子通常赚不到什么钱，可是也是另一种风光。我想在现实社会中，想当Bickel的人占绝大多数是理所当然的；可总该有一些傻子，偶尔学一学Emerso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