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皇帝的中国的读后感10篇(2)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七)：又见争鸣

　　遇见这本书是一次绝对的运气。

　　大一下在明新一楼上欧哥的比较政治制度概论，某一天从抽屉里掏摸出一本蓝色硬壳大书，一看书名，《没有皇帝的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吓！再看内容，十二位学者关于辛亥革命的访谈录，多有趣！想了想，决定回去查书、入手。

　　然后，国内只有现在这个《告别中国的皇帝》的版本，于是多少有点失落，大概是对那一版的繁体竖排心念不已吧，好在拿到书之后并没有发现内容删减。

　　说实话，这种学术性的访谈一来对于采访者的事前准备要求十分充分，二来对于被访者的学术积累要求十分严苛，一般来说深度都比不上真正的学术专著。但这次的访谈录好在面广，十二位名家学者围绕一个不算很大也不算太小的主题各抒己见，加上不知是否是采访者的精心设计，隐约形成了前后的观点分歧，颇有争鸣之意，倒也弥补了无法深谈问题的不足。

　　既然是采访，那么除了学术，剩下的就是人了。纵观整本访谈，我的感觉是采访者有点引导前后争论的意图，他总是用前一位学者的观点去诱出后一位学者的相反论述。当然，本质上肯定是学者之间的观点分歧，但是我不知道作为采访，这样有失于中立的采访态度是否有待商榷，虽然这毕竟不是新闻采访。

　　不过有分歧才有对真实的探索，有思想的冲突才能造就更接近本质的想法，人文社科是需要思想交流的。这本书不是为了下什么结论，只是给我们看一个事实。结论不要轻易下，多看些事实，结论就会在事实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自动显现。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八)：写在出版之前（转）

　　年初以来，有关辛亥革命的新书络绎不绝地出版。有的建立在新发掘的史料上，有的建立在独特的阐释视角上，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这至少说明，百年以前的那场震撼世界的事件，始终未曾淡出人们的视野，仍有大量的细节未经披露，仍是一个待思的领域。

　　更真切的观察与更深入的思考，这正是我们介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态度、方法以及目的。作为结果，就是刘香成先生最新的大型历史影像画册《壹玖壹壹》，以及大家手头上这本精彩的访谈录。

　　谈起编著《壹玖壹壹》的初衷，刘香成先生认为“用文字书写的历史过于概念化，而照片书写的历史真实而生动”，是以他“要用照片重新拼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历史图景”，并谦恭地说“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与《壹玖壹壹》谨守克制与沉默的视觉逻辑不同，《告别皇帝的中国》呈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面相。在马国川先生精心设计的提问下，十二位学者围绕“辛亥百年”这一主题，各自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汇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细节繁复的交响曲，这是以思想突破概念化书写历史应当遵循的逻辑，也是以思想拼贴真实的历史图景需要施展的策略。

　　要保证这种“突破”和“拼贴”的成功，端赖于对受访对象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在年龄上，十二位学者之间的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最年轻的也是将近半百，这就在历史记忆、知识积淀和生命感受上保障了对“辛亥百年”进行评论的品质和广泛代表性；在地域背景上，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学人在同一个主题下走到一起来，保障了认知和价值观层面上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在学术领域上，十二位学者都是各自学科内建树颇丰的旗手，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视角，从政治、历史、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辛亥百年”，获得立体的整体认识。

　　真实的历史影像是我们进行坚实地观察和思考的前提，不断地观察和思考则是我们复活历史，使之与现时血肉相连，从而扎根于时间洪流不被轻易裹挟而走的必由之路。它们仿佛任何健康的人所需要的钙质和维生素，希望这两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做一个健康的中国人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九)：告别的仅仅是皇帝

　　马国川的这本《告别皇帝的中国》从总体上来讲还是值得一看的。因为书中汇集了朱维铮、李泽厚、章开沅、袁伟时、雷颐、周有光、杨天石、萧功秦、许倬云、高全喜、余英时、刘香成等12位知名的学者，当中许多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因着这些大家的思想，所以显得这本书十分的可看。

　　在说他的可看之处之前，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的内容的编排却是很差的。尽管本书的大主题是围绕着辛亥革命，但是书中还是有着一个小主题的——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在这个小主题的处理上，这本书显然做的不是很好。按照常理来讲，跟“告别革命”论相关的著述应该编排在一起，始作俑者的李泽厚的辩解或置前后置后；但是书中却把相关的著述杂乱的排列着，感觉非常的不好。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对岸的台湾已经举行完了一百周年大庆；对于此岸的我们，辛亥革命革命的遗产又剩下了多少呢？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统治，其成果可以说是斐然。但是在其结束后各种各种的弊病并没有因为告别了皇帝而作别。“辛亥革命留下的只是思想上的意义”，“只有名义上而没有实质上的丰碑”（李泽厚，p27）。

　　“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种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毁的性质，而宪法则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整治规范，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是反革命的。（高全喜，p159）”作为缔造民国的同盟会及其后续的国民党，不仅没有被“宪法之轭”，所束缚住，反而开创了“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河”，与袁世凯一起“联手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而且从长远来看，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前，这个宪政架构一直稳定不下来，更大的责任是国民党”（袁伟时，p62）。

　　在谈及辛亥革命前夜的晚清新政的时候，雷颐指出（p71）“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改革都只能有执政者来做，因为权力在他们手中，如果判断改革的权力也有他们来掌握，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不改革呢？！”，而与此相对应，辛亥革命同样的将这种观念继承并延续下来成为一个负面的遗产。“谁当权谁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章开沅，p4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负面遗产就是“工科思维”或者说“科学决定主义”（章开沅，p48）。许倬云也指出，“五四运动等于是把启蒙搬过来，但是也没有在五四中贯彻。五四所留下的，一个是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是国族主义的信仰。”（p142） …… 此处隐藏：932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