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南京参观学习考察报告:没有终点的旅行(4)

（三）吕彦直的头奖作品

中国建筑师吕彦直的头奖作品，不仅满足了葬事筹备处和评判顾问期望中的纪念功能，而且“融会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之精神，庄严简朴，别创新格，墓地适成一警钟形，寓意深远。”[11]吕彦直能够获得大奖是与其思想密切相关，他曾经说：“中国之建筑??在世界建筑中占有一特殊之地位。 西人之观光北平宫殿者，常叹为奇伟之至，盖有以也。 故中国之建筑式为重要之国粹，有保存发展之必要。 ??今者国体更新，治理异于昔时，其应用之公共建筑，为吾民建设精神之主要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加以详密之研究，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行构造，然后中国之建筑，乃可作进步之发展。”[12]在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的环境下，虽然孙中山、吕彦直分别是政治家和建筑师，但其思想却颇为相似。在吕彦直的设计中，祭堂外观为西方古典主义“三段式”立面造型加上中国传统的歇山顶，[13]墓室外观为弯窿式圆顶，内顶为斗形藻井，用瓷片砌，“作青天白日之饰”，地面铺红色炼砖，“以符满地红之征象”。 祭堂四壁“刻中山先生遗嘱及建国大纲等文”。 这一设计与筹备处的设想相呼应，被评判顾问称赞为“合于中国观念”、“全体结构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14]因而获得头奖。 中山陵的设计是党派的政治追求

和建筑师专业理念的“共识”与“协作成果”。

三、功能、空间与象征

吕彦直的设计，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特征与学院派建筑理念的结合， 还体现了建筑物的功能适应性，空间开放性和政治象征意义，因而获得评判顾问的青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发展起孙中山崇拜，这种从“祭 ”到“纪念周 ”的仪式化的行为 ，不仅要求祭堂成为“祭”礼空间，而且能够成为一个“纪念”空间。吕彦直设计的祭堂长90 英尺，阔 76 英尺。其他建筑师根据征求条例要求将墓室置于祭堂中央，吕彦直却进行了大胆修改，在祭堂后面添加了一个独立的墓室。人们走进祭堂，可以透过刻着“民生”、“民权”、“民族”门额的大门，看到祭堂中央象征着孙中山不朽存在的坐像。瞻仰者可以聚集在像前表达敬意， 浏览周围墙上所刻孙中山的言辞，经过道进入墓室，环绕圆形墓圹瞻仰圹内的石椁和安卧于石椁之上的孙中山卧像。这样一个空间序列，使纪念周和公祭两种崇拜方式可以分别进行而又相互连贯。从而满足了国民党将中山陵作为孙中山崇拜仪式空间的功能要求。对于参观谒陵者来说，对中山陵空间布局最强烈的感触，是陵墓的开放性特征。整个中山陵，在紫金山特定的山峦地势中，将一组体量不大的建筑单体用广场、墓道、大台连成整体，中轴线依然存在，却因地形起伏而觉生动，传统帝王陵墓的基本建筑构成要素：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依然使用却另创新意。[15]陵墓结构简洁，整体性强，牌坊作指示，墓道为引导，围墙与陵门圈定空间，纪念功能建筑—碑亭、祭堂与墓室以石阶相连，分别占据陵园高低两端。整个中山陵显得开阔、宏壮，仿佛一个安坐的巨人，正敞开胸怀欢迎谒陵者的到来。吕彦直的作品最得评判顾问肯定的是无意中形成的钟形平面的象征意义。从图纸上看吕彦直的设计“略呈一大钟形”。凌鸿勋指出，此图案“有木铎警世之想”。[16]国民党人称赞说“墓地全局适成一警钟形，寓意深远”[17]，“颇足表现总理伟大精诚之人格”[18]。吕彦直则说：“此不过相度形势偶然相合，初意并非必求如此也。”[19]

为何无心插柳的钟形平面能得到如此的肯定和赞扬？凌鸿勋对吕彦直作品的评论中借用了陈天华的《警世钟》，而“木铎警世”则是理解钟形平面蕴意的关键。“木铎”是一种木舌铜钟，在古代中国用于颁布诏令。《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中“木铎”是用来赞美孔子的比喻。费约翰说：“民族的觉醒并非出自于自发，而是被‘唤醒’，改革家和革命家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感，一种对于理性的支配地位的热切认同，以及一种追求政治组织和纪律的可畏力量，他们要‘唤醒’整个国家。”[20]孙中山晚年认识到发动国人进行国民革命的重要性， 其遗嘱中写到：“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钟”在西方文化中与革命和独立主题紧密联系，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钟形图案被广泛使用，在这种语境下，没有什么符号能比“钟”更适合于新生的民国，中山陵的钟形平面自然获得了评委们的赞赏， 并在后人的记述中被称作“警世钟”、“警钟”。

四、结语

建造中山陵是为了创造一个现代中国式纪念物，它将能够体现孙中山关于现代中国的理念—即“三民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21]吕彦直的设计风格上能够融合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民族性，建筑物的功能适应性、空间开放性和经济可行性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