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

刘晏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

刘晏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

【摘要】

刘晏是一名唐代著名的理财家。他的经济思想和所制定的财政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创新并符合时代特色。刘晏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爱民为先”的执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市场经济的色彩。他强调从恢复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整顿漕运、改革盐法、实施常平法等财政改革措施对增强唐王朝国力、安定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经济思想及财政改革措施对后代影响深远，在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刘晏、经济思想、财政改革措施、创新、漕运、盐政、理财

1．引言

刘晏（公元718一780年，即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字士安，曹州南华(兮河南东明县附近)人。他八岁即因向唐玄宗献赋而获得了“申童”的声誉。公元760年任京兆尹、加户部侍、兼任度支、铸钱、盐铁使（后又兼转运使）、由此至公元799年，除中间有不长时间遭贬外，前后有将近二十年担任唐中央政权的重要的财政经济领导职务，主管东南地区的理财工作。

刘晏是唐代的著名理财家，可是，他的活动并不只限于狭隘的财政问题的范围，而是从解决财政问题出发，广泛地进行了粮食的运输、储存, 食盐的统购、发售和生产的管理, 商品供求和物价的调节, 以及救灾、抗灾等方面的工作。实际上, 刘晏不但是一个理财家, 还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的能手。 刘晏是个实干家, 他不曾著书立说,他的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言论, 留下来的也很少。但是, 他的理财活动, 却体现着异常丰富的经济思想,包含着顺应经济发展趋向的许多重要思想苗头。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 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史上, 刘晏这个并非思想家的人物, 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研究刘晏的理财活动所体现的经济思想, 对于总结中国古代关于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方面的历史遗产, 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颇有意义的。

刘晏开始肩负起理财重任时, 正是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经济严重凋蔽衰落的时期。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代文治武功的基础—均田制, 早已破坏无余。随着均田制的破坏, 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 土地集中的现象日益严重。安史之乱后的唐朝, 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开始出现某些新的变化趋向的时期。

过去长期占支配地位的豪强地主的势力明显下降，不以门阀势力而主要以财富称雄的庶族地主的势力则逐渐上升。豪强地主对其“宾客”、“部曲”的很强的人身奴役, 逐渐让位于庶族地主同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较过去有所减弱。与此同时, 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城市手工业、商业更发达, 手工作坊、行会以及经营信用业务的柜坊、行使汇兑职能的飞钱竿, 都相继出现。

2．刘晏理财的政绩

刘晏理财的政绩主要是表现在漕运和盐政两方面。中国古代运粮称为输转、转运、转漕。水运曰漕，故称漕运。唐建都长安，关中尽管富庶，有八百里米粮川之称，但毕竟土地狭窄，产粮不足供京师民众和驻军消费之用，储备粮更是无从谈起，每逢水旱灾荒，京城首先告急。因此常需转输东南之粟。唐初，水陆转漕仅万石，转漕之关键在黄河三门峡，惊涛骇浪，危石暗礁，船只逆水上行风险极大，动辄翻船，粮沉人亡。而运粮船只抵黄河，能闯过三门峡的，仅十之二、三。为避三门峡险，从洛阳含嘉仓到陕州（今河南陕县）太原仓，中间三百里，不得不改陆路。陆运三百里分八段接力，用车千八百辆，两月而毕，征发民夫数千，实在是劳民伤财。水运难越三门峡之险，陆运费时劳民，全程运输从江淮到关中一般需个月甚至年。不仅如此，运输本身耗费往往是粮价的几倍，这样，克服运输尤其是漕运的困难，对唐王朝来说，是当务之急。刘晏之前，漕运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

安史之乱期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洛阳被占，淮河被阻。原先倍感艰难的粮道完全被切断了。 江淮粮食只好溯长江渡汉水抵洋州（今陕西洋县）再转陆路到长安。这条运输线路途远、费用大、时间长、运量小，京师粮食供应常有不继，加之年成不好，米价飞涨，结果是“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郊县百姓被迫捋青穗而供之。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尽快恢复汴水、黄河运道把江淮粮食迅速运至京城一带，便成了当务之急。代宗皇帝再三考虑，决定把此存亡攸关的重任交给曾任转运使的刘晏。

刘晏在唐王朝财政极端困难情况下，临危受命。广德二年，立即带领人马从长安出发，沿运粮道一路仔细勘察河道，处处访问群众，直到江淮，尤其对三门峡的栈道石渠、河口、洛口的堤堰仓廪，深入探讨，格外用心。以转运为己任的刘晏，“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认真地总结前人办漕运的经验和教训。

刘晏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恢复漕运困难有四：战乱之后，原运粮路线所过之地，几乎变成了“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的无人区。于无人之境，兴此浩大工程，困难可想而知，这是其一；

黄河、汴河每年枯水季节征用成千上万的壮丁进行河道整修。寇难之后，泥沙沉积，河床淤塞，千里河道处处是浅水滩，载粮重船，根本无法通过，这是其二；

“东垣（今新安）、砥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薮，豺狼狺狺、舟行所经，寇亦能往。”路途不但坎坷，且不太平，这是其三；

对粮道最大的威胁，不是安史之乱的叛军，而是来自唐的驻军，在亘带三千里水陆运输线上，“东自淮阴，西临蒲板，屯戌相望。中军皆鼎司无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便折简书所能制矣”，这是其四。

在分析了诸多困难的同时，刘晏又看到了恢复漕运后的好处。

好处之一，每年由江、淮运米万石，同时可减轻京畿以至关中农民的负担，徭赋顿减，实为得民心之举；

好处之二，有利于战后恢复。战乱期间，“东都（即洛阳）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引海陵之仓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

好处之三，有利于巩固国防，国家统一。“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 可以震耀夷夏”；

好处之四，活跃城乡经济。“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旧唐书·刘晏传》）”。照此下去，便可逐渐医治战争创伤，重振昔日盛唐之威风。

经过调查研究后，刘晏分析了恢复漕运利大弊小，恢复漕运，对唐王朝来说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在具体做法上，刘晏采取疏通汴水，造大船和分段运输的综合治理方案。疏浚汴水，淘挖淤泥。刘晏发动民工组织兵丁，他本人身先士卒，为人表率。由刘晏主持，在河南副元帅李光弼的协同下，汴河很快疏导，可以“通漕”了。为保障漕运畅通，刘晏“又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灌，自是河漕不涸”。

漕运靠船，刘晏在扬子县（今仪征县）建立起十个船场，出巨资打造了载重量为千斛特大船“歇支江船”! 艘，运粮全用官船，这在当时，也是一大改革。刘晏之前，州县让富户督办漕运，老百姓被派差役承担运租调任务，在法定服役期间全是无偿劳动，在此之外，报酬极低，几乎等同服役。加之漕运本身危险，挽夫由栈道坠死，船工因船沉人亡，则又以逃亡论处，因而累及家室，百姓叫苦不迭。鉴于此，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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