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摘要]《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关键词]孟子；“诗亡”；指涉对象；文体之“诗”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一语，论者多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即已成为历史文献的《诗三百》。然考之以先秦典籍，并参以前贤所论，我们发现，《春秋》之起并无“《诗》亡”背景，而“诗亡”也就是诗歌创作的衰竭，于当时却是一种客观事实，且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以孟子之智，断不致对此历史事实浑然不知或置之不顾而作妄论。因而，孟子所说的“诗亡”，应当是就诗歌创作而言的，所指当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据《墨子·明鬼》及《史通·六家》等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及各诸侯国都有《春秋》，墨子就曾见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百国春秋”。《汉书·艺文志》亦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春秋》虽非只有一种，但从《孟子·滕文公下》中“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语推断，孟子文中所说的《春秋》，当指孔子所修之《春秋》。

孔子生存于鲁襄公、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之世。其时虽已礼崩乐坏，王迹止熄，但《诗》仍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外交场合和人们的日常语言交际中。鲁襄公之时，孔子尚幼，典籍中所载其时引《诗》赋《诗》的盛况暂且不论。鲁昭公时，孔子正值青壮年，在《左传》关于鲁昭公时代三十二年的历史记载中，有引《诗》赋《诗》记录的达二十三年之多。《左传》中的定公四年、定公九年、定公十年亦载有引《诗》赋《诗》例。直至孔子晚年的哀公时代，引《诗》赋《诗》之风尚存，如《左传》中哀公二年载乐丁引《诗经·大雅·绵》中诗句“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哀公六年引《诗经·商颂·殷武》中”不僭不滥，不敢怠遑”之句。

《诗经》在孔子之时广泛应用于交际场合的事实，在孔子诗论中亦可得到印证。《论语·子路》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将“诵《诗》”与“达政”和“使于四方”联系在一起，当以其时的政治、外交活动情况为据，可见在孔子之时，引《诗》赋《诗》仍是一种政治、外交辞令和佐政工具。又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不学《诗》，无以言。”《汉书·艺文志》如此解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